第二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旧状态下农业的衰微
自日耳曼民族西徐亚民族侵扰罗马帝国西部以来，欧洲起了一个大变革，跟着这个大变革，欧洲扰攘了好几百年。野蛮民族对原居民的迫害，中断了城乡间的贸易。城市都成了荒墟，乡村亦无人耕作。曾为罗马帝国支配的以前的西欧，逐由富庶一变而为极贫乏，极野蛮。在继续的骚扰中，各国酋豪，日以篡夺土地为事。因之，有人耕作的土地虽然不多，但要找一块没有所有主的土地，却已不能。一切土地都被吞并了；有大部土地，为少数大地主所吞并。
最初吞并荒地的恶害虽甚大，但为时甚暂。因为继承或分封的原故，大地未尝不可拆小。但长男承继法，终于使大土地不能因承继而拆小；断分法又使大土地不能因分封面拆小。
如果我们把土地看作只是谋生求乐的手段，和动产一样，那按照自然承继法，当然，会把土地，分给家内所有的儿女。因为每一个儿女的生计，都为老父所同样关心。罗马人的承继法，就是这样。他们不分别长幼，不分别男女，只要是自己养的，就可以承继自己的土地。他们处分土地的方法，和我们现在处分动产的方法一样。不过，后来，土地已经不单是谋生的手段，且为权力强弱所系。所以，传授起来，似以不分割而专归于一人，比较来得适当。在这个不安静的时候，大地主，同时却又是小贵族。他的佃人，便是他的隶属。他是他们的裁判宫，是他们和平时节的立法者，亦是他们战争时节的领导人。他战争，对邻国战，有时对国王战，简直由他自己高兴。在这种混战中，土地财产是否安全，境内居民有无保障，都取决于土地财产的大小。把土地财产分拆，无异把土地财产破坏，换言之，无异把土地拆开来，使各部分都容易受强邻的侵蚀吞并。所以，适应着当时这种情况，长男承继法，才慢慢（不是立即）盛行起来。为了同一理由，王国领土遂亦慢慢（最初亦不如此）由长男一人承续。为君主国的安全与权力计，土地财产，宁可不要分裂，宁可在诸儿女中，选择一个人来单独承继。但选择谁呢？那样重要的一件事，当然要郑重一下，规定一个普遍规例，使选择不受支配于个人的好恶，而受支配于某种明白的，无可争论的标准。在同一家庭诸儿女中，除了性别与年龄，就没有什么区别，是无可争论的了。根据一般经验，是男性较宜于女性，而在其他一切条件相等的场合，年长又较宜于年幼。长男承继权，就这样成立了。嫡系的名称，亦就从此发生了。
一种法律在初成立时，都有环境上的需要，并且，使其合理的，亦只是这种环境。但事实上，往往产生这法律的环境，已生变化，这法律却仍继续有效。今日欧洲，仅领有一亩的小地主，其安全已无异拥有千万亩的大地主。产生长男承继权的环境大变了，长男承继权却依然存在。原来在各种制度中，这法律是最宜于保持贵族尊严的，所以，今后会再行几百年，也说不定。但事实上，除了这一点，长男承继权也就没有一点不违反大家庭的真实利益了。这权利，因为要使一个儿子富裕，别的儿子就非乞食不可。
断分法是长男承继法施行的自然结果。以财产传嫡长，原为长男承继法的本意。不过，子孙不肖，或遭逢不幸，仍有将遗产分裂，在分封或割让名义下旁落的危险，故有断分法设立，为之预防。这种法律，罗马人是全不知道的。法国有几个法律家，虽然喜欢以今制附会罗马古制，实则，罗马人所谓代理相续法（Substitution）嘱托遗赠法（Fidei-Commisses），皆与断分法大异其趣。
在大土地财产仍为诸侯领地时，断分法的设立，固甚适宜。像某帝国的根本法律一样，那种法律，可以使一国百姓，不致因一人轻举妄动而受灾殃。但今日欧洲各国，大地产小地产，已一样受国法保护，所以，这种法律的荒唐，亦就成了无可比拟。这种法律的定立，根据于一种根本错误的假定：即，对于所有土地及其他一切所有物，人类每一代的后裔，没有同等的权利。近代人的所有权，竟受限制于五百年前祖宗的幻想。在今日欧洲，实行断分法的地方，还很不少。在贵族血统，尚为充任民事长官军事长官必要资格的地方，断分法尤牢不可破。断分法，被贵族认为是保持充任大官爵的排外特权所必要的手段。那时的制度，既然使这一阶级对一般民众夺得了一种不正当的利益，却又担心他们贫乏，贻人讥笑，以为应当再给他们别一种不正当的利益。英国普通法律，虽然厌恶世业世禄的制度，因而，比较欧洲其他各君主国，世业世禄的制度，在那里，是比较更受限制。但就连在英格兰，世业世禄的制度，亦还未曾消灭呀。在苏格兰，就简直有五分之一以上（也许是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于今，仍受着严格的断分法律支配。
在这情况下，不仅有大面积的荒地，为少数豪族兼并，且永无再行分散的可能。事实上，大地主又不常是大改良家。引起这种制度的混乱时节，大地主的精力，几乎全部用来保护已有的领土，扩大自身对邻国的管辖权，支配权。他们实在没有余暇来开垦土地改良土地。后来和平了，法制的确立，秩序的安定，虽然使他们有余暇，但他们既然没有心思耕垦土地，亦常常没有必要的才力。一身一家的费用，如已超过或恰好相等于他的收入（这是极常有的现象），他亦就没有资本，可以投在这用途上。如果他是一个经济家，则为一己利益，他与其用一年的节省，来改良旧的地产，就无宁用来购买新的地产。改良土地，像各种商业计划一样，要获利润，不斤斤注意于小节省小赢利，是绝对不行的。但生在豪富人家的人，即令天生是好俭朴的，亦不大能够做到这样。这种人的境遇，使他更注意于悦己的装饰，更不注意于自己没有多大需要的利润。他自幼，就养成了饰衣裳，盛车马，崇居室，丽陈设的嗜好。他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即令想改良土地，但这种习惯所涵养的心理亦还不能改变。他会在住宅的旁边，四周留着四五亩的空地；他会不顾得当与否，十倍耕作土地的费用。他真这样办下去，那就即令毫无其他嗜好，亦恐怕会在他的土地尚未开垦十分之一以前，耗尽他所有的财产。现在，英苏两境，自封建制度紊乱以来，有些大地产，继续在少数人手里，自始就没有改动。试一与邻近小地产比较，你就会相信大地产怎样不利于改良呵。
这样的大地主，对于改良土地，尚没有多大的希望，他支配下的耕人，就更无希望了。欧洲旧状态下，耕人全是无自由的佃人。他们虽然是奴隶，或近似奴隶，但他们的隶役，比较古希腊罗马，甚而西印度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却更是和缓。他们，与其说隶属于主人，无宁说是隶属于土地。他们可以和土地一同出卖，但不能单独出卖。得到了主人的同意，他们还可以结婚。并且，出卖他们的时候，他们夫妇，还要同卖给一个人，主人没有权利，拆散他们的姻缘。主人谋杀了奴隶，还有处罚，小处罚罢了。不过，蓄积财产，为奴隶所不能。他们所获得的一切，都是主人的，主人可以随时取去。所以，由奴隶进行的耕垦，实际都由主人进行。改良的费用，当然由主人负担。种子，牲畜，耕具，全是主人的。改良的利益，亦是主人的。这种奴隶，除了日常维持生活的东西，什么也不能获得。所以，在这场合，土地仍由地主占有，不过由田奴代耕罢了。这种奴隶制度，在俄罗斯，在波兰，在匈牙利，在波希米，在摩拉维亚，在德意志其他部分，都尚未消灭。这种制度逐渐全然废除了的地方，不过欧洲西部及西南部而已（苏格兰一七九五年废除了这种奴隶制度）。
希望大地主大改良，已经很难，在他们使用奴隶来耕作的时候，要他们大改良，就更是无望了。我相信，一切时代，一切国民的经验，都表明白了一件事，即：奴隶劳动虽则只需维持生活的费用，但彻底通盘计算，代价总是再高没有。一个不能获得一点财产的人，食必求其最多，作必望其最少。他的工作，够他维持生活就行了，你要从他身上多榨出一些来，那只有出以强迫，他自己决不会愿意的。蒲林纳和科伦麦拿的著作，都讲古意大利的谷物耕种事业，非常衰微，在奴隶制度下，主人真是不利啊。亚里士多德时代，与古希腊时代比较，没有多大进步。所以，当他论及柏拉图理想国时，会说：要有一个无穷大无穷丰沃的土地，像巴比伦的平原一样，才可以维持五千游惰人（卫护那理想国必要的战士）及其妻仆。
人类好胜的心理，多以统制下等人为荣，而以俯就下等人为耻。所以，如果法律允许，工作的性质又能够供给，那在奴隶与自由人之间，他一定愿意选用奴隶。比方蔗糖与烟草的栽种，即能够提供奴隶耕作事业的费用；谷物的栽种，现今就不能够。主要产物为谷物的英国殖民地，大部分工作都由自由人作。本雪文尼亚人，晚近，议决释放黑奴。那种事实，使我们相信他们所有的黑奴不多。如果奴隶是他们财产的大部，他们决不会赞成释放。但以蔗糖为主要产物的英国殖民地，全部工作均由奴隶担任；以烟草为主要产物的英国殖民地，亦有大部分工作由奴隶作。西印度栽种蔗糖的利润特别大，在欧美两洲，简直没有什么耕种事业比得上。栽种烟草的利润，虽比不上栽种蔗糖，但与栽种谷物比较，却仍然更大。这两种耕种事业都能提供奴隶耕作的费用，但栽种蔗糖，又胜于栽种烟草。所以，与白色人数比例而言，黑奴的数目，在蔗糖区域，比较在烟草区域是大得多。
古代奴隶耕作制之后，逐渐出现了法兰西今日所称的麦太耶制（Metayers）。这种制度，在拉丁文，叫作科罗尼·拔细里（Coloni Partiarii）。在英格兰，这制度早已消减，所以，在英文中，我现在不知道它叫作什么。在这制度下，种子，牲畜，农具，总之，耕作所需的全部资本，都由地主供给。农人停耕时，这种资本，就须归还地主。出产物除了被认为保持原资本必要的部分，其余，就由地主与农人均分。
在麦太耶制下，耕作土地的费用，亦是出自地主。这和奴隶耕作制，没有差别。但其中，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麦太耶制下的农人，是自由人，他们能够占得财产，可以享有土地生产物的一定比例。生产总额愈大，他所占有的部分亦愈大。所以，他们能够生产几多，就高兴生产几多。反之，一个没有占得财产希望只能维持自己生活的奴隶，就会图自己舒服，比量着自己的需要，不愿土地生产物，多于自身所需。也许一部就因为麦太耶制于地主有利，一部分因为君主嫉恨大地主的兼并过甚，从而鼓励贱奴解放，所以，到底大家都觉得奴隶耕作制不利。大部分欧洲的奴隶耕作制度，才逐渐消灭。这样一次大的变革，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怎样发生的，在近代历史中，却竟难稽考。罗马教会，常自夸其废除奴隶功绩。当然，我们亦知道，早在十二世纪亚力山大第三时代，罗马教会已有特诏，命教徒释放奴隶。但这不比法律，不谨遵命令的人，并不受处罚。奴隶制度依然保持了数百年。最后，因为上述那两种利害关系（地主利益与君主利益），共同作用起来，才逐渐把它废除。一个已被释放，又许继续保用土地，但自己没有资本的贱奴，只有向地主移借资本，才有耕作土地的可能，所以，没有别种办法，非成为法兰西今日所称的麦太耶不可。
不过，在麦太耶制下，土地仍不能有大改良。地主既可不费分文，而享受土地生产物的一半，留归麦太耶享有的，已经不多。在这不多的部分中，所能节省的，更是有限。麦太耶决不愿用这有限的节省，来改良土地。教会十一税，不过抽去生产物十分之一，已经是土地改良极大的障碍。抽去生产物的半数，当然会切实妨碍土地的改良。用地主供给的资本，从土地尽量取得最大量的生产物，固然为麦太耶所愿望，但若以已有资本与地主资本混合，却决非麦太耶所愿。在法兰西，据说，有六分之五的土地，仍由麦太耶耕作。地主常常指摘农人，不用主人的牲畜耕田，而用来拖车。因为，拖车的利润，全部归于农人，耕田的利润，却须与地主平分。在苏格兰，亦有些地方，残留着这种佃人，叫作“钢弓佃人”（Steel-bow tenants）。大主教基尔柏特和柏赖克斯登博士，说英格兰古代的佃人，与其称为农业家，尚无宁称为地主的属役。这种佃人，大概与此属于同一种类。
慢慢的，继麦太耶而代起的农业家，才是真正的农业家。他们耕田的资本是自己的，他们不过要对地主，支付一定量的地租。这种农业家租田，都有一定的租期。所以，他们有时觉得投下一部分资本改良土地，亦未始于己无利。他们有时希望，在租期未满以前，投下的资本，可以在收回的时候，提供很大的利润。不过，就连这种农业家的借地权，亦有一个长时期，是极不可靠。今日欧洲，尚有许多地方，土地换了新主，即使租期未满，农人被逐，亦不算是犯法。在英格兰，亦得依虚构的普通退租法，取回租地。即令地主违法驱逐农人，农人亦不能藉由反抗。固然，农人投下的财产，常须估值补偿，但所偿决不能等于实损。在欧洲，英格兰也许是顶尊重耕农的一个国家。但那里，亦迟至亨利七世之十四年，始立改佃诉讼法。规定改佃之时，农人得要求赔偿损失，并得要求恢复借地权。此种要求，尚不必由一次审问而审结。这个诉讼法，颇施行有效，所以，近来，地主若要为退租而起诉，他所引证的理由，常常不是自己是地主，有登记为凭，却常常用农人名义，说有退租证为凭。因之，在英格兰，佃人的安全，已等于地主。此外，英格兰又规定，岁纳租四十先令以上的终身租地权，即被视为终身保有的不动产，有选举国会议员的权利，耕农既大部分有这种终身不动产，所以政治上的势力，颇为不小，地主因之，更加不敢轻视他们。但欧洲除了英格兰，我相信，就没有一个地方的佃人，未立租约，便出资财来建筑仓库，不疑地主见夺的了。这种赞助农民的法律风俗，确是使现代英格兰伟大光荣的地方。为商业而定立的各种夸大的条例，比较起来，其实算不得什么。
保障最长租期的法律，使不为各种承继人所妨害，据我所知，乃为大不列颠所特有。早在一四四九年，这种法律，就由詹姆士二世传到苏格兰去了。但当时，断分法尚未消灭，断分财产的承继人，往往不许以一年以上的期间，出租田地，所以，这法律的泽润，未能尽量施发。最近，国会虽设法补救，但束缚之牢，犹堪浩叹。此外，在苏格兰，又因佃人例不得选举议员入院，故与英格兰的佃人比较，他们遂更不为地主所重视。
在欧洲别个地方，虽亦保障佃人，使不致受害于土地承继人和购买人，但这种权利的保证期限，仍甚短促。譬如，法兰西就定租期为九年，晚近，才延长至二十七年。但二十七年为期，仍不足鼓励佃人进行各种最重要的改良，依然嫌太短了。我们知道，古代欧洲各地的地主，即是立法家。土地法，都为地主拟设的利益打算。据他们自己拟设，似乎为他们打算，祖先不应以土地出租，致妨碍他们，使他们长期间不能充分享受土地的价值。贫而不公，当然不能远谋。他们再不会想到，这种规定，一定会妨害改良，结果，一定会妨害他们自己的真实利益。
古代，农人对于地主，除了纳租，尚须提供各种劳役。那种劳役，既不明定于租约内，又不受任何规定支配，只要庄主诸侯高兴，就须随命随到。这种全无规定的劳役，使佃人不知抑受了多少痛苦。苏格兰，晚近把一切全无规定的劳役废止，不到几年，国内农民的境况，就改良了许多。
农民的私役已如此，公役又复同样横暴。大道的建筑修补（这种劳役，我相信，各处尚未废除，惟横暴的程度不等），不过是一个例罢了。在王军或王官过境时，当地农民，又有提供车马粮食的义务，那虽有代价，然代价定于供应吏。我相信，在欧洲各君主国中，只英国一国，曾完全扑灭供应吏的压迫。在法国德国，那都未曾消灭。
农民所负担的劳役义务，既如上述。农民所负担的纳税义务，其不规则，其横暴，当不下此。古代贵族，虽不愿在金钱方面，给君王以任何帮助，但君王苛征（tallage）佃人赋税，却不为贵族所深恶。他们不知道，这种苛税，终不免影响他们自身的收入。在法国，现今仍有泰理税（taille）未除，那就是古代君王苛税的一个例。泰理税的对象，是农民的拟设的利润，但所谓拟设的利润，其估计又按照农民投在土地上的资本。因之，为自身利益计，农民所有的资本是愈少愈好，耕作所用的资本亦是愈少愈好。至若改良土地的资本，那就以全然不要为宜。即令在法兰西农民手中积蓄了一点资本，亦因有泰理税，不愿投到土地上来。泰理税，事实上，几乎等于投资土地的障碍。向他人租借土地者不免要纳此种赋税，但纳这种税的人，常认此为耻辱，会抑下自己的身份，使不仅不能与绅士平行，且不能与市民并列。绅士，甚而有产的市民，都不愿受这种耻辱。所以，施行这种赋税的结果，不仅使蓄积在土地上的资本，不能用来改良土地，且将使一切资本，无蓄积在土地上的可能。往者，英格兰会有十分之一税，十五分之一税，就它们对土地的影响说，和泰理税的性质，完全一样，不过已在革命期中废止了。
在这一切害农政策之下，耕者改良土地的希望甚少。这一阶级的人民，即令受法律保障，得保其自由之身，改良土地亦有一大不利。以佃农与地主比较，殆类于以借钱经商者与有资亲自经商者比较。固然，无论是借资经商，抑是有资亲自经商，只要他们的行为一样慎重，他们的资财，就都可以增进，但因借钱经商的利润，须有大部分归作借钱的利息，所以借钱经商者资财的增进，定要迟缓得多。同样，与地主比较，即令行为一样慎重，佃农耕地的改良，亦要比较迟缓得多；因为，在佃农的场合，生产物的大部分，须归作地租，在地主的场合，这一部分却仍可用来作进一步的改良。此外，按照事物的本性，农民的地位，就较低于地主。不仅如此，欧洲有大部分地方的佃农地位，甚而赶不上比较好些的贾人技师。佃农地位较低于大商人制造家，就是全欧洲共有的现象了。世上有几个人愿意舍弃大财产与高地位，而与下等阶级的人民为伍呢？直到现今，欧洲人的资本，亦不常愿舍弃他业，转到农业上来改良土地。英国的农业资本，虽然大都在农业（比较一切其他职业，农业上的资财蓄积，最为迟缓）上获得，但与欧洲其他各国比较，英国的资本，转到农业上来改良土地的，究竟比较多些。但我们应该知道，除了小地主，最能改良土地的，无论如何，亦当首推富农大农。在欧洲君主国中，英格兰，也许格外有这种情形。荷兰，柏恩，瑞士的农民地位，虽亦不下于英格兰的农民，但这几个国家，都已经是民主国了。
但除上述各端以外，欧洲古代的政策，尚有不分地主抑是农民，而妨碍土地之改良与垦作者。（一）到处都规定，未经特许，谷物输出即一律禁止；（二）限制谷物的甚至于各种农产物的内地贸易，实行禁垄断禁令售禁屯积种种谬法，并确立市场的特权。我讲过，古意大利土地之自然丰度甚大，且又为大帝国所在地，然其农耕的进展，亦不免因禁止谷物输出，奖励外谷输入，而蒙受许多阻碍。至若，土地比较更不肥沃，位置比较更不适宜的国家，其耕作事业将如何因限制谷物的内地贸易，禁止谷物的输出，而蒙受恶的影响，却就难于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