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都市的勃兴与进步
罗马帝国崩溃后，都市居民的境况，并不较胜于农村居民。不过，那时候都市上的居民，已不大相同于古代希腊共和国意大利共和国内的居民了。在这等古代共和国内，地主实占居民中的多数，他们分占公地，彼此觉到了邻居筑围墙以御敌侵的方便。但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地主大都散居于各自领地的城寨内，不与各自的佃农及属民分离。市镇上的居民，大都是贾人工匠。他们的处境无异隶役，或甚类于隶役。欧洲各重要都市居民古时所得的特权证书，充分指示了他们在未取得特权证书以前的生活情况。这种特权证书，给了都市上的人民，第一，他就可以自由嫁女，不必领主许可；第二，在他死后，他的货物，即可由儿孙继承，非由领主取得；第三，自身遗产，可由遗嘱处分。这种特权证书的颁发，充分说明了证书未颁发前，他们和农村耕作者几乎一样，或竟全然一样在贱奴状况下。
这种人，无疑是很贫困很下流的，他们肩挑着货物，过市赴墟，从这里跑到那里，与今日拉车荷担之人比较，殆极相类。那时欧洲各国，像现在亚洲的鞑靼政府一样，又惯于在他们经过境界，经过桥梁，赴市趁墟，设摊售货的时候，把赋税加在这种旅行人的人身与货物上。于是，在英格兰，有所谓过界税，过桥税，落地税，摊税。但有权课取这类赋税的国王或大领主，亦有特许境内特殊贾人全然免纳各税的权力。因之，他们的地位，在其他各点，虽与隶役无异或极相类似，但仍被称为自由贾人。不过，他们为报答君主保护起见，每年却须纳人头税若干。当时这种保护，甚不易得。君主甚不愿舍弃那各种税收，若竟舍之，自非有厚酬不可。这种交换条件的施行，当初只限于个人，故其期限，或限于其人之身，或一随领主好恶。关于英格兰几个都市，英国土地测量书所载，已极不周详了。但内仍常有某民纳税若干于其国王或领主而恳求这种保护的记录，有时，又只记录这一切赋税的总和。
都市居民的情况，无论当初是怎样卑贱，但与乡村耕作者比较，他们取得自由与独立，为期总算更早得多。都市居民的人头税，是国王收入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收入，每由国王委托经收人或别种人经收，制为定额，在一定年限内包办。但市民自己亦往往可以取得这样的信用，来经收他们本市的这种税收，他们遂对于这全部税收，联合负起责任来经理。这种经收赋税的办法，对于欧洲各国国王的一般经济，是十分适宜的，因为他们本来常惯把庄园全部的税收，由庄园全体的个人包办，使对于这全部税收，负起连带的责任。但这种办法，于佃人亦极有利。他们自己聘员直接收集这种税收而纳于国库，不必再受国王派出吏役的横暴了。这一件事，曾在当时，被视为极重大的一件事。①
当初，市民包办市租，殆类于农民承租土地，是有年限的。后来，跟着时代的推进，那已经变成永远的，税额一定，以后永远不能再加。税额既成为永续的，以纳此税为条件的其他各种赋税的豁免，便亦成了永续的。因之，其他各税的豁免，便不只于一人之身，不再属于个人之个人，而属于特殊城市内的一切市民了。这个城市，因之成了所谓自由市，与市民终于成了所谓自由市民或自由贾人，同其理由。
伴着这种权利的赐与，又有前面讲过的那种种重要特权（即嫁女自由权，儿女承继权与遗嘱权），敕赐给特殊市上的一般市民。那种种特权，是否常惯伴着贸易自由权的赐与，而敕赐给特殊的个人市民，我不知道。也许真是如此，惜我提不出什么直接的证据。不过，无论如何，贱奴制度及奴隶制度的主要属性，就这样从他们身上解去了，至少，从这个时候起，他们是自由了，像现代人所说的自由一样，他们实在是自由了。
尚不止此。他们大都又会设立一种自治机关，有权推择市长，设立市议会，设市政府，颁市法规，建城堡以自卫，使居民习战事，任守备。遇有敌攻或警戒，凡属居民，无分昼夜，均须尽防卫责。在英格兰，他们可以免除郡裁判所州裁判所的管辖；公事诉讼除外，民间小争讼，均可由市长判决。其他各国，市长所得的裁判权尤大。②
市税由市民包办的都市，这种审判权的敕赐，乃有必要。强迫市民纳税，不能不给市长以强迫的裁判权。况此时，国家纷乱，设不给市长以裁判权，裁判必无由得，即令可得，亦必极为困难。但欧洲各国君主，为什么定要以此租税，规为定额，不可复加，却使我们觉得奇怪。因为，我们知道，这种税收在一切税收中，最不必劳神费财，自然会增加起来的。此外，还有一点，似乎很是奇怪的，是君主们会在他们领土的中心，自动建立一种独立的民主国。
要了解此中理由，须记着当时纷乱，欧洲各国君主，殆无一能保护全国弱小人民，使不致受大领主压迫。这一部分弱小人民，既不能受国法保护，又无力自卫，所以只有两条路走：即，若不是投身某大领主之下，为其奴隶，而乞求保护，就只有联盟起来，共同守卫，彼此相互保护。城市居民，单个的说，虽无自卫能力，但一经有了攻守同盟，抵抗力亦就不可轻视。领主，常鄙视市民，不仅认市民之身份，与己不同，且认市民为被释之奴隶，种属亦与己异。因之，市民之富，常常使他们嫉妒愤怒；他们不稍姑息的，凡事加以压迫侵凌。市民之嫉恨领主，畏惧领主，就是自然的了。恰好，国王亦嫉恨他们；在他方面，国王虽亦鄙视市民，但他没有嫉恨他们，畏惧他们的理由。所以，相互的利害关系，终使国王市民，互结同盟，以抗领主。市民是国王的敌人的敌人，所以，为他自己的利益起见，他要尽其所能，使这种敌人的地位稳固而独立。他给他们以推择市长，颁发市法规的特权，并使他们建筑城堡，全有军事训练。总之，他是尽他所能给的，把一切使领主独立安全的手段，再给与他们。但要使他们的自由同盟能对他们提供继续的完全，能对国王提供颇大的援助，则又非有正常的政府组织不可，非有强制居民服从的权威不可。至若，规市租为定额，示不复增加额数，亦不转赐他人，则又不过表明心迹，稍释友军（如果能够如此说）同盟的疑忌，使不复疑己再有压迫之事而已。
对领主感情最恶的国王，对于市民，其敕赐往往最为宽大。例如英格兰国王约翰，即对市民最抱宽容政策者。法兰西之腓力第一，已全失统率领主之权。至其末年，据神父登尼耳言，其子路易，即与国内诸主教，谋一最适当之方法，以取缔领主暴行。主教们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两种提议。一，在国王领土内，各大城市，均设市长市议会，而创设新司法制度。二，使城市居民，组织新民军，听市长调遣，在必要时，出发援助国王。据法兰西诸考古家说，法兰西市长制度；市议会制度，就是这时创立的。德意志大部分的自由市，亦在式微的休比亚王治下，始赐有这种种特权；有名的汉细亚同盟，在这时始渐露头角。（参看麦笃克斯及蒲肥尔二人之著作）
都市民军的力量，此时既不下于乡村民军，一旦有事，集队又复更为容易，故与当地领主争议，他们常占优势。意大利瑞士等地，或因其他离首府所在地甚远，或因其他原有势力伸张，或由其他原故，致君主们的权威，尽行丧失，致各都市大都逐渐成为独立的民主社会，并克服当地贵族，迫令拆毁乡间的城堡，使以平民资格，居都市内。柏恩及瑞士其他若干都市中，民主国之短期历史，类皆如此。除了威尼斯，则十二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意大利屡起屡灭的无数大民主国，经过亦复如此。
英法二国王权虽有时甚为式微，但从未全部破灭。都市因之，竟无完全独立的机会。但因市民势力日张，除上述的市租以外，国王一切赋税，仍须得市民同意，始可征收。王有急需，且须通诏全国各市，派遣代表，出席国会，与牧师诸侯辈协议。但因市民代表，大都袒护国王，故国王每乐用之，以抗议会内大领主的权力。此后，欧洲各大君主国的全国会议，虽争相仿效，均有市民代表之推选，然此实为市民代表的嚆矢。
秩序，好政府，以及个人的自由安全，就在这种状态下，在各都市确立了起来。然此时，乡村农耕者，依然受贵族各种迫害。在乡间，农民不能反抗，不得不满足于必要的生活资料；他们不敢多求，以触压迫者之怒。反之，在他们劳力的结果，如果确有亲自享受的把握，他们就自然会努力来改良他们自身的境遇，不仅要取得生活必需品，且要取得生活上的方便品娱乐品。就振兴产业以冀获得生活必需品以上的物品那一点说，都市居民，一般可说是农村居民的先辈。因之，在贱奴状态下受领主钳制的贫穷农民，稍有贮蓄，必掩藏惟谨，使不为领主所见（否则将为领主所夺取），一有机会，即逃往都市。加之，当时法律，对市民既如此宽纵，对农民又如此热望领主暴行的减少，所以，只要他逃往都市，一年不为领主所获，即永可自由。因之，乡村勤劳居民，一有蓄积，自然会逃到都市来，把都市看作他们唯一安全的避难所。
城市居民的食品，材料，产业手段，归根的说，诚皆出自农村。但近海岸沿大河边的城市诸民，却不必限定仰给于邻近的农村。他们有更大得多的范围，他们或以自身工业的制造品交换，或经营诸远国间的贩运业，以甲国产物交换乙国产物，而从远地取得他们所需要的这种种物品。在他们邻近各农村均甚贫乏，均甚衰落，而和他们通商的各个农村，亦甚贫乏衰落的时候，他们所居的城市，仍可发达起来，日臻于富强。单个的说，这各个农村所能提供的食料与雇佣机会，虽甚有限，但综合的说，他们所提供的，却极可观。不过，我们须知道，在商业范围尚极有限时，就有些国家很富裕了，产业很发达了。这譬如未曾灭亡时代的希腊帝国，亚巴西德统治下的萨拉森。又譬如，未被土耳其征服的埃及，巴伯里海岸某地，以及莫尔斯政府统治下的西班牙。
在欧洲，由商业致大富之国，似宜首推意大利诸城市。此时意大利位于文明改良世界之中心。十字军虽然破坏了许多资财，伤害了许多居民，但于欧洲其他诸国之进步有害者，却适足助长意大利若干城市之发展。为争夺圣地而出发的大军，对于威尼斯，艮诺亚，庇萨诸市之航海业，提供了极大的奖励。十字军由他们运送，其食粮亦由他们供给。他们简直可以说是这种大军的辎重队。十字军对欧洲其他各国，虽为破坏之狂，对此等民主国，则为富裕之源。
商业都市上的居民，往往以制造品奢侈品运往富国，以满足大富翁之虚荣心，大富翁亦莫不愿以多量本国土产物为之交换。因之，当时大部分欧洲商业，主要都是以本国土产物，交换更文明国的制造品。英格兰之羊毛，常与法兰西之葡萄酒，及伏兰德之精制毛织物交换；波兰之谷物，亦常与法兰西之葡萄酒白兰地酒及法兰西意大利之丝绒交换。
对精良制造品的嗜好，遂由外国贸易，逐渐普及于未有精制造业的国家。但此种嗜好，一经普及于国内，引起颇大的需要，则商人为省免运输费起见，自然想在本国，建立同种制造业。因之，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西部各地，始有适于远地贩卖的制造业发生。
但我们必须注意，世界上完全没有制造业的国家，决不能存在；我说一国没有制造业，我所指的，只是精良进步的制造业，或适于远地贩卖的制造业。无论什么大国家，大部分居民穿着的衣服，日用的家具，都是本国产业的产物。此种情形，在普通所谓无制造业的贫国，尤为常见，而在普通所谓制造业发达的富国，反不常见。与贫国比较，富国下等阶级人民日用的衣服家具，反有较大得多的部分，是外国的产物。
各国适于远地贩卖的制造业，其发生盖有二途。
先就第一途说。国内商人营业家，有时因要仿效外国某种制造业，而以剧烈的活动（那正可如此说），把资本投下来经营。像这样发生的制造业乃是国外通商的结果。十三世纪盛行于路加地方的丝制造业，绒制造业，缎制造业，即如此发生。此等制造业，后为珲奇威英雄凯斯托鲁西·凯斯托拉生尼之暴令所逐。一三一〇年，有九百家族，被逐出路加境；其中，有三十一家，退往威尼斯，建议设丝业于其地。当地官吏许之，并许以多种特权。因之，他们就在那里始设丝业。肇立之初，即雇有工人三百；伊利沙白时代始传入英格兰而在古代即已盛行于伏兰德之精毛织业，现在里昂及斯比特城的丝业，亦都似乎是这样发生的。这样发生的制造业，因为是仿效外国，所以，大部分使用外国材料。当威尼斯初有制造业时，一切材料，均从西西里及里文特运来。推而上之，昔时路加制造业所用之材料，亦产在外国。桑树的培植，蚕虫的饲养，在十六世纪以前，意大利北部人，似乎还不大知道。种桑养蚕的技术，是查理九世时代，才传入法国的。伏兰德制造业所用的羊毛，均出自西班牙英吉利。西班牙羊毛，虽然不是英格兰毛织物最初采用的材料，却是适于远地贩卖的毛织业最初所采用的材料。里昂制造业所用的丝，亦大半是外国产；而且，在它初肇立时，那就全部或几乎全部是外国产。就英国的斯比特城说，制造业材料，亦全不是英国本地的产物。像这样的制造业的发生，大部分要归因于少数人的计谋，所以，设立的地址，有时是海滨的都市，有时却是内陆的都市，那完全取决于这少数人的利害关系和主见。
有时，适于远地贩卖的制造业，乃自然而然的，由家用品制造业粗物制造业逐渐改良而生。我们讲过，就连最贫陋的国家，亦常有家用品制造业和粗物制造业。由这种制造业逐渐改良而生的制造业，大都使用本国出产的材料；发生的地址，大概是离海岸颇远的内陆，那里，甚而离隔可通航运的大河，亦很辽远。自然丰度最大的内陆，耕作甚易，所产之物，除了维持耕者生活所必要的部分，尚有剩余甚多。这种剩余，因陆运费太贵，航运不便，不易送往外地。过度的丰饶，使食粮低廉，从而，鼓励工人乐居其地。他们在那里勤劳，比较可以获得更多生活上的必要品方便品。他们所用的材料，是本地出产的，他们在材料上加以制造后，即以熟货，或者说，以熟货的价格，换得更多量的材料食抖。他们，节省了由内陆到沿河沿海各远市的运输费，从而，对于剩余部分的原生产物，附加了一个新的价值。从而，耕者方面，亦可以就比较先前，以更为简易的条件，从这班工人手上取得于他们有用或者使他们合意的物品。对于剩余部分的农产物，耕者可以取得更高的价格；他们所需要的其他方便品，价格又更低廉了。这鼓励了农民不少，使农民进一步改良土地耕作土地，因而增加剩余的产量。土地丰沃，既然是制造业诞生的原因，制造业的进步，又将反动过来，增进土地的丰度。制造业，当初仅供应本地；后来，作品精致改良了，又将供应远地的市场。原生产物和粗制造品，要由陆运运往远地，所费之大，虽甚难担负，但精制造品却不会感到这种困难。精制造品，在小容积中，常包含多量原生产物的价格。一匹精细罗纱，譬如，虽仅重八十磅，但所含价格，却不仅是八十磅羊毛的价格，而且，有时，还包含着各种工人及其直接雇主的生活资料，比方说，几千磅谷物吧。这种谷物，如果以谷物的原形，运往海外，定然是极困难的。但若寄托在这种精制品上，那虽要由天之南，运往地之北，怕亦很是容易。里德斯，黑里发克，席斐尔德，伯明翰，武累罕布敦各处的制造业，就按照这个方法，自然发生起来的。这种制造业，是农业的结果。与上述那种制造业比较，一为国外商业的结果，一为农业的结果，而就欧洲现代史观察，则后者的推广改进，常较迟缓。在上述诸地适于远地贩卖的制造业尚未大发达以前一百余年，英吉利用西班牙羊毛而经营的精毛织业，就很著名了。并且，后一类制造业的推广改进，又只是农业推广改进的结果，而农业的推广改进，对于国外商业及直接由此而生的制造业，却可说是最近的最大的效果。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