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08—2009年：第二次输入型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应对措施

（三）2008—2009年：第二次输入型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应对措施

中国在加入经济全球化后发生的第二次典型的输入型危机面前，经济体系对外需波动的脆弱性和敏感性自不待言；值得庆幸的是，中央政府此前和同期在“三农”领域的大量投入，恰似为这驾在失衡中疾驰的经济“马车”铺就了一条相对平坦的道路——中国是在连续几年加强三农投入的坚实基础上，才具备使危机“软着陆”的条件。

1.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应对

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引发的以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的华尔街金融危机，立即就对中国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影响：一方面使长期依赖国外市场的出口经济遭受重挫，出口对中国GDP的拉动从2007年的2.6%下降到2008年的0.8%；另一方面，因国际资本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纷纷涌入商品期货市场而推动了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使中国产生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王建，2008），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由2007年的5.4%上升到2008年4月时的8.1%，而2008年国内CPI月度最高也达到8.7%。这使长期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中国经济立即受到影响，加之国内开始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2008年中国GDP的增长率下降到9%，尽管仍然保持在高位，但与前几年相比已经呈现出趋向萧条的态势。（图4—9）

总体来看，面对本轮全球经济危机输入型的构成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领导人表现得信心十足，在世界舞台上进退裕如。也许，正是由于中国此前已经未雨绸缪地进行了宏观调控和新农村建设，因此算是一次更有准备、更有基础的应对。

直接来看，此次输入型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同样是内外需求两个方面着力。

与应对上次输入型危机相同的是，积极利用财政投资带动内需增长。

2008年中央出台文件，提出在2010年底前新增投资4万亿元（其中中央安排1.18万亿元左右）。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新增投入及所带动的地方和社会资金的总投资规模就达到4000亿元。

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同的是资金的投放领域。1998年增发国债大部分用于基建投资。本次2008年危机中央新增的1200亿元资金中，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投资100亿元，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340亿元，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50亿元，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投资130亿元，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投资120亿元，扶持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60亿元。在此笔新增资金中还将2009年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预算提前拨付了200亿元。可见，此次财政为应对危机新增的投资中不仅大部分用于民生项目，而且涉农投资超过了1/3，仅有25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外需方面，与应对上轮危机的思路大体相同，但政策支持力度更大，主要做法是在稳定汇率的条件下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从2008年8月—2009年12月，中央政府连续7次发出文件调高相关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试图以此弱化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对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体系的冲击。

2.农村劳动力“蓄水池”功能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这次中国危机应对中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措施的“超前性”：温家宝总理于2004年夏季在提醒各地各部门防止经济过热、占用耕地过多的同时，就明确提出了宏观调控的意见。2005年中央政府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开始增加投资于“中部崛起”和“新农村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调整。亦即，在2008年遭遇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危机造成外需下降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早已在3年前就已经成规模地加大包括新农村建设在内的国债投资了！

虽然，2005年中央政府采取对中部和农村增加投入的政策，是对国家“十一五”提出的指导性建议，其初衷并不是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的救市投资，也不是缓解全球经济危机的措施，但客观上却正在发挥着依靠县域经济打造“第二资产池”的作用——既提升内需，拉动国内过剩金融资本投资，又能够更多地容纳内地农村劳动力以促进城镇化。

虽然这些政府措施从提出起就遭遇很多激进学者的批评，但连续几年的数以万亿计的大规模投资，还是“单兵推进”地带动了中西部和农村的基本建设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其客观效果，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连带发生沿海外向型企业倒闭、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的时候，及时起到了吸纳这些回乡劳动力的作用，纾缓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和治安压力。对于在农村不再有地可耕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点尤为重要。

专栏22 全球经济危机造成企业倒闭和打工者失业

据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信息，2009年有2500万农民流动打工者失业，主要原因是沿海企业受全球经济危机打击而大面积倒闭。另据调查，2008年1—9月份，广东省倒闭的1.5万户中小型企业，主要分布在服装、纺织、电子原件、塑料制品等加工制造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在受金融危机影响返乡的农民工中，原来在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就业的比例高达71.3%。

农民工城市就业的行业分布及其受危机影响（％）

行业 农民工行业分布 受危机影响返乡农民工行业分布

制造业	38.9	44.1
建筑业	19.1	27.2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1.3	6.4
住宿和餐饮业	7.3	3.4
批发和零售业	6.7	1.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4	3
其他	11.3	14

资料来源：盛来运，2009；转引自蔡肪，2010

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的调查也显示，大多数返乡农民工原来的务工地区和从事行业都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制造和建筑行业。从地域来看，广东占49.2%，浙江占15.3%，上海占8.6%，江苏占5.8%；从返乡农民工的城市就业结构来看，从事制造业的占55.7%，建筑业的占20.8%，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比例不高。据盛来运等（2009）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中2009年春节前的摸底数据和2009年第一季度监测调查数据”所作的分析，在2009年第一季度末不再继续外出的返乡农民工中有64%在本地从事农业，而2009年春节后不再继续外出的因金融危机而返乡的农民工中有67.6%从事的是农业。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虽然中国应对这次2008年的输入型经济危机是以三农为载体实现的“软着陆”但却是得益于事先大规模对“三农”的投入和连续推出的惠农政策。这当然与以往半个世纪多次发生的那种简单地向“三农”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代价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

与过去一样，这次危机在“三农软着陆”也有代价，其中最主要的负面影响，还在于这些内地和农村的基本建设也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其引发的征地冲突，以及相关的制度变迁，本质上仍属工业化城市化的制度成本转嫁。故此，其过程和影响与此前之如何不同，尚待观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