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两次输入型危机应对环境和条件的简单比较

回顾1978年改革开始30多年来遭遇的几次经济危机，尤其是将20世纪90年代危机和应对政策与当前的经济危机作比较，可以看出：2008—2009年遇到的情况，与处于资本短缺时期的30年前的1979—1980年和20年前的1988—1989年两次危机完全不同，却和中国初步进入产业资本过剩的10年前的1997—1998年危机有很大的相似性——从经济周期的阶段性演变来看，两轮输入型危机发生都刚好与中央政府因宏观调控而使经济“降温”叠加在一起。

1997—1998年输入型危机发生之前的演变过程大致归纳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刺激中国经济开始加速增长，1993—1994年过热，并且在1994年出现CPI高达24.1%，为改革30年来的最高值。同期，则是与扩大赤字、增发货币、放开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相结合的三大激进改革：一步并轨为主的外汇改革、分税制为主的财税改革、“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为主的国企改革迅即出台。依靠这些调控与改革配套，1997年终于完成了宏观调控“三年软着陆”，但几乎与“软着陆”同时，中国遭遇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外需大幅度下降。

2008年1月27日，受恶劣天气影响，京广铁路一百多趟客车大面积晚点，十五万旅客被迫滞留广州火车站广场。

2008—2009年输入型经济危机之前的演变过程可大致归纳为：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带来外资大举进入；2002年中国完成金融市场化改革；2003年新政府换届各地开始进入“第三轮圈地运动”，投资过热和对外依存度上升，同步促推中国经济进入连续超过11%以上的年增长速度；就在大规模投资恶化已经过剩的制造业产能的同时，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迅即导致2009年中国外需下降——进出口同时下滑、沿海大批企业破产和数千万打工者失业。

从经济周期的应对措施来看，两次应对输入型危机的基本条件，都还是“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1998年夏季在启动积极货币政策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央政府及时转向积极财政政策，用大规模增发国债的方式来促进基本建设投资，以保证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2008年危机发生时，前期应对危机的做法同样是放松资金笼头，同样遇到了资金放不出去的问题，才改成国债投资。

从应对效果来看，1998年启动的积极财政政策，虽然使得中国政府债务率（即财政赤字相对于GDP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但毕竟极大改善了国内基础设施条件，打造了中国东南沿海和大城市的“第一资产池”成为中国加入WTO之后外商直接投资大举进入中国的必要条件。可以说，上一轮宏观调控主要靠国债投资来抵制经济下滑的经验，被后来的经济稳定乃至下一周期的高速增长证明是有效的。而此轮危机应对中仍不乏基础设施建设的“大手笔”；不同之处则是中央政府未雨绸缪，先于2008年危机爆发之前3年就通过财政资金大幅投入而启动县域经济这个第二资本池和农村劳动力池的建设。

通过进一步对宏观经济背景进行比较研究可知，2008—2009年危机发生时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条件也与10年前的1997—1998年危机有所不同：当时总体上还处于市场需求的上升期，市场化改革虽然因过于激进而支付了巨大社会代价，却还能够在举国应对输入型危机的大局之中产生综合性的制度收益。2008年却是需求的下行期，再把一般化使用市场手段配置要素的改革提升到“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意识形态化的高度，往往会使政府厉行宏观调控时不得不支付更大的制度成本。

更何况，人们大都难以做到对输入型危机的超前预测，而对国内因素为主的经济危机周期这个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是渐进地才达到今天这个认识程度的。

具体来看，现在跟10年前最大的不同，就是1998年的时局虽然困难，接着的1999—2000年也符合规律地属于经济萧条阶段，但那时候中央政府排除社会阻力推出包括公共资产在内的物质资产全面进入“经济货币化”改革进程，确实催生出了新的需求——1998年住宅货币化改革和同步推进的银行市场化改制，以及那个年代事实上推进的医疗和教育的产业化改制。以上新增需求，客观上都起到了大量吸纳货币的作用，为政府通过大规模增发货币、快速推进经济货币化，推高GDP、增大货币总量分母，从而减缓乃至稀释政府增发的巨额债务，创造了基础条件。

此外，才是一般性的市场结构变化带来的新增需求，与1993年以后的货币连年大规模增发促进经济货币化同期的，还有汽车和住房及其相关消费的增长。随后，这种消费品结构性升级从1999年开始逐步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

现在，1990年代这个通过放弃对公共品承担责任的“激进改革”创造的短期需求释放为有规模的增量，并且得以同步消纳政府货币超额增发的特殊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

新世纪的中国，不仅基本上完成了经济货币化，而且金融资本也已经相对过剩，投资和外需都处强弩之末。何况，中央政府推动的对于渡过1997—1998年危机很有效的、短期性的加快货币化和资本化的制度收益，也已经基本上被利益集团短期吃尽，制度成本却不断积累，无人支付而常常表现为社会冲突。

另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次全面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也还有一定的中央权威背书，财政和金融仍然属于中央政府的两个口袋，宏观调控的左右两只口袋还可以互相掏，国有金融也还没有成为异化于产业资本而更多追求流动性获益的独立的资本力量。进入新世纪，中国银行业主要参照美国模式完成商业化改制之后，所谓宏观调控中的资金调控由于不得不依托集中的政治体制而与已经通过上市完成市场化的金融部门形成本质上的对立性矛盾。

而且，10多年来事实上已经凭借高投资和高负债形成一个庞大的，并且明显过剩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又都是在开工生产和开始还债的时候遭遇外需下降；如果公平地从金融部门的利益看，继续对产能过剩的制造业放贷，显然会形成不良资产、加剧金融危机爆发的潜在风险。

总之，我们这次宏观调控面对的国内的复杂问题可粗略归纳为“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这种方式迁延日久所累积的综合债务规模巨大。

国际方面，除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的出口受阻外，危机爆发前就叠加进来的问题是输入型通货膨胀导致国内PPI居高不下——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资本市场上的热钱大量转向投资于原材料期货，包括石油、基本矿产品、原材料和粮食等，造成原材料和食品的国际价格陡然涨落。金融资本为主的服务业经济占GDP 85%的美国已经疾驰在不可能回归实体经济的单行道上，其救市政策，也只能以创造更多金融资本——国债和货币，并且推动增发的货币大量流向全球能源、原材料和粮食市场，来向其他发展中的实体经济转嫁危机。因此，中国这一次以温和滞胀——“通货膨胀+生产过剩”为表象的国内经济危机（局部领域则表现为激烈的价格上涨），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输入型通胀的影响。

既然是输入型危机，就不可能靠中国政府的国内应对政策化解；如果中国没有参与国际规则的定制权而只能使用国内政策，则势必形成巨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