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危机三：1974一19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

如果上一节的问题解释得到认可，那么进一步值得了解的，则是1971年以毛泽东认可的、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的“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为内容的第二次对外引资——引进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设备和资金，把过分偏于军重工业的经济结构转向偏重民生经济。当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初期中苏发生边界军事冲突，再次根本改变了国际地缘战略格局之后，毛泽东终于得以利用日益尖锐的美苏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矛盾，于1972年开始恢复了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国在作出调整周边传统地缘关系的政治让步的条件下，才有了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改变长期过重的经济结构的条件——当时中国通过大规模引进欧、美、日设备，开始了对重工业偏斜的工业结构的大调整，试图努力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工业体系。

至此，人们可能会隐约意识到：始于1972年的以第二次引进国外设备、技术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竟然与1963年不得不让位于三线建设而不幸胎死腹中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殊途同归。

当年的人们不可能有今人的问题意识。最让他们感同身受的是“农轻重比例协调”带来的好处（如同人们后来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好处一样）：大规模引进西方化肥设备和化纤技术，使中国农业产量由于1972—1974年化肥产量翻番而增加。城市人口也第一次有了“的确良”服装、尼龙丝袜和洗衣粉，然后就是电视、洗衣机和冰箱这新“三大件”消费品的问世。

七十年代的这第二次对外引资，与五十年代的最大不同还在于，不再有当年的战略合作条件下的特殊优惠——与苏联结盟时期，苏东国家派来大批专家和技工从图纸到工具的“手把手、传帮带”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技术和管理成本。而中国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转向西方之后，除了必须支付昂贵的“服务”（后来被称为“第三产业”）成本之外，还得在上层建筑领域让官员们备感痛苦地洗心革面，以转变过去照搬苏联政府体制（乃至整个相关制度体系）的思路，否则就不可能自觉地适应现在照搬西方生产线的情况及其内生性的制度需求——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随之被主管经济的高官们渐次提出并且“被演进着”。

不过，这是后话了。

由于主要依靠引进更为昂贵的项目和服务来调整国内工业结构，中国几乎马上就出现了与“一五”计划完成后类似的问题：在1974年开始投产引进的成套设备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而当时的财政总规模才800亿左右，导致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再次严重不足——国家工业化的第三次经济危机爆发。

随之，还是政府应对危机的“路径依赖”——1974—1976年政府不得不再次以晚年毛泽东的威望动员数百万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由农村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的“大锅饭”来承担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

这就是城市产业资本向农村转嫁危机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藉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引进西方设备技术，推进产业资本结构调整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得以实现第三次“软着陆”。

七十年代，育英中学学生响应号召，大批学生上山下乡。图为学生们坐车前往农村体验生活。

毛泽东时代国家利用农村土地产权残缺而得以强势介入促成的农村“集体经济”虽然不是当时生产力水平之下的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未必能够维护农民利益，但却客观上在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以按人口数量优先分配且不可能产生“激励”机制的“大锅饭”分配方式为主要特点、带有小农村社制传统、以“内部化”特性来化解外部性风险的所谓“中国特色的农民社会主义”接受并且容纳了20年内3次总计约4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一中国的“三农”在这种重复发作的社会运动之中，至少3次默默无闻地承载了集中于城市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的巨大代价。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任者无论谁遭遇到城市经济危机，都不可能再像他那样3次向农村送去成于上万的城市失业群体。所以，如果以毛泽东去世为时点来看，此后的城市经济危机一般都在城里“硬着陆”，除了1979—1980年和2008—2009年这两次危机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