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二次更大规模借助外资调整结构的背景及其符合逻辑的危机演变一20世纪70年代来自西方的外债：从“四三方案”到“八二方案”

四、第二次更大规模借助外资调整结构的背景及其符合逻辑的危机演变一20世纪70年代来自西方的外债：从“四三方案”到“八二方案”

我们曾经分析过1978—1981年的改革与当时的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进入21世纪以前，由于经济危机爆发会导致或加剧直接依赖实体经济基本面的财政和金融体系的赤字压力，而财政和金融又是以政府为载体的上层建筑的核心，因此，几乎每次政府重大决策的出台都有财政金融压力的背景。

这里需进一步指出的是，不论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次经济危机，还是20世纪百年巨变中的改朝换代，其实都和对外开放密不可分。比如清末洋务运动，因其大量引进海外设备和原材料，而与当时国内的财政危机、外汇危机和货币危机相互掣肘，在清王朝正式覆亡前就已经式微，最终只形成了地方强势集团的点状工业布局。而这个“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本书第一部分所分析的，它是将中国深深裹挟其中的由核心国家主导的为获取制度收益、转嫁制度成本而不断推进制度变迁的国际环境。

如果从时间上划分，21世纪之前的对外开放，大抵属于中国在资本短缺压力下改善外部资本进入条件以获取国家工业化利益的应变之策；新世纪以后的对外开放，则属于三大差别加大，内需严重不足，产业资本凸现过剩背景下的主动选择。因为国内产能过剩压力正可以借开放之机积极寻求向国际市场释放，而国际资本在金融泡沫压力下也可以向中国要素低谷扩张。

20世纪6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升，以及产业资本阶段必然发生的国内劳资矛盾的不断增加，全球发生了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其特点是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己则致力于发展所谓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于是，完全没有制度障碍的国家、地区首先承接了本轮产业转移。亚洲的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及中国香港这些同属于儒教文明、没有制度障碍的国家和地区，先接受了日本的产业转移，然后得以推行所谓的“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并因此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只不过，因为“四小龙”地域狭小，因此，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是接受地的资源要素迅速被重新定价。为了保证利润空间，追求短期收益的资本势必要求进一步向土地、资源、劳动力要素价格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流动。

1972年是个对世界和中国都很重要的年份。

一是美国单方面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后，随之而来的是产业资本流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美元大幅度增发派生“金融创新”于是依靠衍生品投机吸纳过剩流动性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应运而生，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似乎相互呼应；二是中国借尼克松访华和美国解除长达20年的对华经济封锁之际，转向用西方的投资改造工业结构——毛泽东在接受了中国军事将领关于“世界大战在20年内打不起来”的判断之后，在1969年中苏边境战争使双方军事敌对情绪可能蔓延的压力下，主导了恢复与西方的外交关系的一系列活动。同期，周恩来提出的“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成套设备来调整中国工业结构），率先引进西方资本于国家工业化布局相对集中的沿海主要工业城市，以调整国内“缺重少轻”的工业结构。由此开始了新中国的第二轮仍然维持自主性的对外开放。

不过，七十年代初期大规模引进西方项目和更为昂贵的服务来调整国内工业结构的代价，随即转化为与过去引资相类似的经济危机。

统计表明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四三方案”的实施情况：中国从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用延期付款和利用中国银行外汇存款等方式，大规模引进的机械设备价值高达42.4亿美元。同期，中国马上就出现了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第一次面向苏东“对外开放”的“一五”计划完成后类似的问题：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严重不足。特别是1974年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元，而当时的财政总规模还不到800亿元。

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1974年政府不得不再次动员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去，也就是向农村转嫁危机的“第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74—1976年发生了当代中国第三次大规模城市过剩的适龄劳动力被分配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去务农的官方运动，以直接向“三农”转嫁城市危机的巨大代价。这个时候，一方面是“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城市青年人的热情不再容易被鼓动起来。另一方面，1972年以后的高投资客观上也带动了部分城市就业，使很多城市青年不愿意下乡，致使第三次“上山下乡”运动难以顺畅贯彻，社会不满情绪逐渐酝酿。

接着，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具有战争所赋予权威的领导人相继去世。并且，在财政赤字还没有来得及扭转并且不得不继续增加的严峻情况下，由于新接任的领导集体客观上缺乏宏观经济调整的政策经验，遂出现了1977—1978年中国政府在华国锋等领导人的主持下尝试进行的，比毛泽东、周恩来主持的“四三方案”更大胆的对外开放政策——更大规模地从日本和欧美引进外资，仅1978年一年，就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型项目的合同，其金额高达78亿美元，并且还达成了50亿美元的意向。而1978年我国的财政收入才不过1132亿元人民币。

这次由毛泽东的继任者继续大规模引进外资对国内产业资本作结构性调整，造成在财政收入仅有千亿元左右的条件下，仅1979年、1980年两年就累计出现超过300亿元的财政赤字。

是年，爆发了典型的“滞胀”形态的严重经济危机，应对危机的“改革”政策也应运而生。

考虑到七十年代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四三方案”与华国锋等提出的“八二方案”只有数量不同，内容上具有清楚的一致性。因此，我们将整个七十年代美国解除对华封锁之后，中国成规模地引进以欧美日为主的西方设备的经济过程统称为中国的“第二次外资”。

与苏东国家“第一次外资”只能带来中国的“国家工业化”雷同，这次，仍然是中央层次上的“政府公司化”行为。并且，如同五十年代引进苏联生产线形成的国家工业势必同时构建苏式上层建筑才能有效管理一样，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发生的也主要是由中央政府推进的“改革”——按照西方模式重构的、以城市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对原上层建筑的改造，也具有客观必然性。

历史的经验过程内涵的深刻性在于，虽然“改革”之前30年当中的这两次大规模引进外资被20世纪80年代初期实现了领导权更替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明确批判，第一次被批为“极左”和冒进，第二次被批为“洋跃进”，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政府仍旧内生性地延续了“政府公司化”体制下直接引资而产生“制度路径依赖”的惯性。

但愿后人能够把握住这个历史过程内涵的深刻性，据此全面理解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对中国改革的逻辑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