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78—1997：改革以来3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解

第三章

按照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代表官方的最具权威性的阶段划分，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已经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若依据一般工业化国家之发展经验，中国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应进一步区别为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之后必然会经历的“产业资本结构调整”阶段，和随之而来的“产业资本全球布局调整和产业扩张阶段”。这个阶段中，生产力诸要素的流动整合与制度变迁代价转移的范围都显著扩大。

在这个工业化中期阶段，也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产业资本结构调整时段内，中国曾再历三次经济危机，按照顺序应为当代中国六十年中的第四、五、六次危机。并且，如同“工业化初期阶段”发生的周期性危机一样，这三次危机的发生基本上也都主要缘于国内经济因素。

一方面，在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制约下，由于农村改革的“去组织化”和农产品的市场化，而不可能再借由农村集体化的组织载体直接转移城市劳动力就业压力和更多地提取三农剩余。因此，除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中国第四次危机因推行农村改革，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复苏之外，1988—1989年的第五次和1993—1994年的第六次危机都不得不在城里“硬着陆”，并且也都对“三农”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如同在已经形成完整产业资本结构的国家和地区的一般经验那样，中国在中期阶段发生的这三次经济波动的幅度也明显收窄，并在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中仍保持增长（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的经济波动见图3—1）。

在这种官方称之为“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时期里，发生了1978—1980年、1988—1990年和1993—1994年的三次以国内因素为主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融入了国际经济体系，宏观经济波动也越来越与全球的宏观经济波动同步，一定程度上使得在1997年以后中国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中，政府方面需要应对的是“输入型危机”——1998年危机为上年之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2009年危机则是上年华尔街金融海啸蔓延全球所致——这两次都造成外需大幅度下降，遂使政府针对这种外部因素起主要作用的危机采取的“救市”行为，也与此前5次危机政府采取紧缩为主的对策有所不同。对于这两次诱发因素由国内转变为国外的经济危机，本书将在第四章论述。

图3—1 1952一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与波动状况

图中曲线显示出“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危机中，第四次与第五次的爆发约间隔7—8年，依次为1980年和1988年；当时还是以国有（国营）经济和政府投资为主，两次危机中政府采取的针对性宏观调控措施也类似，都是压低投资规模，遂有投资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1981年为-10.51%，1989年为-8.23%，进而使宏观经济增速下降。（图3—2）

图3—21978—1991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但是，经济危机引起1989年政治风波，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继1971年放弃对华封锁以来的第二次封锁，和伴随封锁制裁甚嚣尘上的“中国崩溃论”。之后，中国在九十年代初期出现的是速度骤然加快的以市场深化和金融深化为主的经济改革，以及与传统有效的紧缩政策客观上南辕北辙的南方谈话。两者的主要政策内涵，在于陡然放开了各地自主增大引资和自主占有资源资本化收益的权力。这可以客观地看作是一种获取各地政治支持，最终形成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经验过程。相对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形成而言，这场改革加强了中国集中体制的权威，其直接制度成本应该是下降的，间接成本则没有被人提出过。但从现象上看，其间接成本也许在于使得1988年危机与1993—1994年及以后危机的间隔从7—8年发生一次缩短到仅5年就发生一次。

在1992年中共中央十四大推出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名的经济活动中，最为实质性与最主要的表现，在于地方借南方谈话得以放手推进政府公司化进程，最后促成经济过热而把债务负担推给中央。由于中央政府财政占比过低承担不起这个代价，只能加快货币化印钞机“三班倒”，大量增发货币。与此同时，地产、证券、期货这三大具有投机性的高风险市场借机开放，顿时吸引了全社会的投机性资金，短期投资迅猛增长，通货膨胀陡然严重——世界上任何投机资本与生俱来的风险被如此短期地大规模集中，都会带来这样的规律性后果，中国没理由例外——迅即造成以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财政、金融和外汇三大领域赤字同时爆发为内容的1993—1994年经济危机。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在特定经济时期发放了各种商品票证。那时候，人们必须凭票证才能购买到相应的商品。改革开放后，这些见证了时代变迁的票证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

就在1993年中国在经济病态过热的同时遭遇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危机爆发的形势下，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改革”的路线，中国政府在1994年壮士断腕般地采取了远比后来欧盟应对欧债危机更大刀阔斧的紧缩行为，排除“地雷阵”和冲出“万丈深渊”般地力推三大宏观领域改革：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汇率“一步并轨”，实现了外汇市场化；中央与地方政府“分税制”改革；辅之以强行紧缩银根和地根的宏观调控措施。

如果说这三大措施还属于流量调节；那么更为史无前例的与存量出售相关的关键措施则是两大“政府退出”：政府退出国企，直接推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国有资产市场化改革（政府从不经济的中小型、非垄断的国企退出）；以及政府“退出”公共福利，直接推进职工住房（相当于近年作为民生新政强调的“公租房”）市场化，教育、医疗产业化等。

终于，通过多种方式的存量公共资产的低价处置，大批呆坏账在银行挂账并留给后任者。中国人在付出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待业、数万起群体事件、大众收入下降带动内需下降等一系列巨大代价后，终于在1996年成功实现了所谓的“软着陆”。

但恰好就在这次“成功实现软着陆”被媒体公诸于世的同时，中国却迎头遭遇了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需下降的打击！旋即，内外需都下降的中国，落入长达3—4年的通货紧缩陷阱。

九十年代下半期，从结构上看，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客观地变为以外需和投资拉动为主，因此在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还没来得及进入复苏阶段就随之步入工业化以来的第七次经济危机，这也是本书所指的以外部因素为主的“第一次输入型经济危机”。

从改革开始到1997年，其间发生的三次危机（时间排序为第四、五、六次），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可能再像改革之前那样直接向“三农”转嫁代价——通过政府动员，甚至强制性地把数千万城市过剩劳动力分送到高度集体化的农村来缓解城市失业压力。因为，在城市工业多年来过量提取农业资源和农产品剩余导致“三农”衰败之后，在城市经济已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后，农村集体化就已经完成了服务于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于是，政府即通过全面推行以“大包干”为名的家庭承包制，从已经几乎没有剩余的“三农”领域退出，农村集体经济也随之解体，维持数千年乡土社会的传统小农村社制度遂自然得以恢复。于是，2亿多的分散小农户不再可能成为接纳城市过剩劳动力“下乡插队”的载体。

我们尝试指出不同政策后果的重大差别：此类以“政府退出不经济的农业领域”为实质的农村改革，其带来微观经济领域的制度收益是农户经济的活跃和农产品生产全面增加。但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制度成本之一，就表现为此后的多次危机都只能在城里“硬着陆”。

相比较而言，在国家从2005年开始通过新农村建设战略不断加强对弱势的“三农”的投入，重新在农业领域实现高调“政府进入”的情况下，2008—2009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危机才再次借助“三农”的发展得以“软着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1997年及此前的3次危机，使其在城市“硬着陆”的应对措施，因宏观背景和制度取向不同，而对“三农”的影响有显著的甚至正反两个方向的差别。

1980年第四次危机爆发在城里之后，很多企业“关停并转”，大批待业青年引发社会治安问题，为应对严峻的形势，中央开展了“两个严打”运动。

但第四次危机恰为农村改革之因，且恰与农村改革同步，并得以借重“三农”而发展，特别是那个时期被领导人称为“异军突起”的以“乡村工业化＋城镇化”为主的县域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以农民为消费主体的内需，拉动全国经济复苏并且旋即进入高涨。遗憾的是，这一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自主发展的、以农村内需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经验，却被过度意识形态化地作了庸俗经济学的解读，因而失去了作为后期问题之鉴的对比分析作用。

1988年第五次危机虽然仍然是典型地在城市“硬着陆”，但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政府宏观调控中，乡镇企业却首当其冲。危机代价部分地向“三农”转嫁，导致农村企业大面积关门歇业，农民的非农就业和现金收入连续3年增长速度下降。连带发生的必然是内需下降，国民经济增长部分地转向由外需拉动。

1993—1994年的第六次危机，若不单从其周期现象看，而且从其本质上作分析的话，也应该算是当时的政策部门对1988—1989年爆发的滞胀型危机没有经验、处置失措，造成代价过大的危机延续。如果可以去意识形态化地作历史对比，则这一次危机类似于席卷西方的1929—1933年大危机。

客观分析第六次危机的主要动因，一方面表现为向地方赋权的南方谈话所带动的各地投资、引资过热，而中央政府在不得不承担地方投资过热的全额债务责任却没有制度收益的情况下，紧急启动了制度收益完全归中央占有的“货币化”改革，其伴生的地产、股市、期货这三大高风险市场风云乍起，遂使1993年末在通货膨胀上升的同时，财政、金融、外汇三个领域都出现了严重赤字。继而1994年初政府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分税制改革，在大幅度增发国债、增发货币的同时，直接使本币一次性大幅度贬值约52%。这些维护中央政府利益的宏观改革，客观地导致1994年的年度物价指数CPI上升至24.1%，为改革以来的最高点。

遗憾的是这些与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司化的、与“中央—地方”关系直接相关的经验教训，还是由于被意识形态化地赋予了高度的政治正确性，因而基本上没有条件被认真讨论。

此时，政府为减轻财政压力而推行“政府甩包袱”——这是当年政策圈里的行话。做纯学术研究的人则可十分雅致地称之为“政府退出”——国有企业大面积改制，本应促进就业的政府却直接提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导致数千万还没有来得及享有“由政府建立”的、企业职工必须要有的社保、医保等基本社会保障的国企职工强制性地被“裸体下岗”，其中很多被迫低价买断工龄，成为无工作、无保障、无住房的“三无”群体。

这种“通过深化改革”渡过严重危机的实际经验，别说欧债危机下的欧洲国家学不起，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敢学！

不过，对当年的“三农”来说，中央政府的政策相对积极。为了控制通胀对农民的影响，中央在1993—1996年3年间超过100%地连续提高官方粮价，客观上使同期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稳定增加。并且，中央政府1992年在库存粮食加剧财政赤字的压力下全面取消粮票的改革，也大致消除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障碍，“农民工”的打工潮自此发生。

对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周期性危机，下文将予以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