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村社会经济条件的新变化

（二）农村社会经济条件的新变化 1.后税费时代“草根”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弱化

随着中央政府于2004—2006年间实行了最终免除农业税的改革，农村事实上已经进入“后税费时代”。此时，农村发生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农业人口的老龄化和女性化极大弱化了“三农”作为“人口池”和劳动力蓄水池的危机承载能力和社会调节功能。由于人力资源存量（潜在剩余价值存量）比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一—乡土中国的“草尖”群体——长达20年地从农村大量流向城市，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在“新增人口，禁止分地”的“土地规模经济猜想”被法制化的压力下趋向于城镇化定居，使得很多地区的农业劳动力都呈现女性化和老龄化的趋向。

专栏2 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结构变化

据《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报道数据估算，当年留守妇女人数已经接近5000万；而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2006年末全国农业从业人员有3.49亿人，其中女性占53.2%，男性占46.8%；劳动力男女性别比例为87.97%，女性劳动力已占多数；而2006年末，全国人口男女性别比例为106.27%，男女性别比例比农村劳动力性别比例高出18.3%。叶敬忠指出，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老年人口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维持者，目前80.6%的留守老人仍从事农业生产。中西部50岁以上的经营者从1996年的17%—18%上升到现在的32%—33%，在劳动力外流比较多的省份，这个比例甚至达到了46%（张曙光，2010）。一些局部的实地调查显示农村50岁以上老年人占农村留守人口的60%多。

无论是这些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妇女，还是劳动力价值在遭受了“多阶剥夺”后回到乡村的“残值偏低”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人力资源存量相对于追求资源资本化收益的外部产业资本而言，已经很难满足后者的获利需求，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残值偏低”而必然难以“被资本化”。从而，也就使女性化和老龄化的农村即使认同“发展主义”的资本化，也越来越缺乏基本的条件。这个道理，就相当于无论水库有多大，其“死库容”也不可能用于发电。

2.“草尖”离农倾向使农村内部化处理外部风险的功能弱化

值得强调的另一个本质性问题是，“草尖”的离农倾向引致的社会结构变化。“草根”为主的留守群体如何成为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是后税费时代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关乎农村劳动力蓄水池功能的修复。

1989年以来农业占GDP的比重和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同步下降。在1993—1994年危机爆发、政府应对之策的城市利益倾向使乡镇企业发展受阻、随波逐流地纳入私有化大潮之后，小农家庭追求综合收益目标之下的劳动力组合投资特征愈发明显转向外部预期，派生出这种“小农家庭追求短期现金收入以防止简单再生产链条断裂”的流动打工者。他们在基本属性上还是小有产者家庭剩余劳动力，而不是经典理论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其所以在平时能够忍受无工资、无福利的待遇，并且自觉压低在打工地的消费，是为了在年底一次性得到一笔相对于农业劳动而言高得多的现金收入。这个因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按家庭人口数量为基数承包到户”的特殊体制为“无风险”财产基础的农民流动打工者的群体特征，才是中国与其他同样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人口大国相比，能够在长达20年里维持低价劳动力的所谓“比较优势”的真实内因。

据此认为，一旦土地不再均分——2003年中国实施新修订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宣布，新增人口不再分地——农民不再有无偿获得村内土地财产及其无风险收益的预期，农村社区长期存在的“村社理性”中最主要的、能够靠内部化来降低外部风险的机制，就被极大削弱了，从而促使农民流动打工者行为取向发生实质性改变。

对于“新生代”打工者群体来说，国家于2003年实施的新《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确立了“新增人口永不分地”的政策思想，加上政府推行的“发展主义”的制式教育体系也在思想上激进地驱使他们彻底离农。客观上，这些新世纪中国农村发生的制度改变，远比日本农村的“长子继承制”的作用要大得多。他们自身已经不再满足于上一代进城那种仅仅为了获取现金来维持小农家庭简单再生产的最基本需求，更何况，其必须面对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现金需求已远超出了小农家庭“在地化”务农所能支付的范围。这些情况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促使中国农民打工者群体定居城市的意愿更加明确，这与政府大力推进城市化的政策高度一致！

而且在两代人打工之后，他们在基本属性上已经不再是农村那种风险厌恶型的小有产者家庭派生的剩余劳动力，而是历史性地演变为经典理论意义上的城市工人阶级，并从此开始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结构性矛盾及其变迁的主导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三农”领域作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的功能日渐衰败，即将不复存在。

于是，中国的所谓“比较优势”随之淡化新世纪以来的劳动力成本、资源环境成本，乃至于整个社会成本，三者叠加，联动推高……

对此可以认为，在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是坚持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推进新农村建设，还是代表产业资本利益坚持传统的不科学的“发展主义”，二者之间正在如拉锯战一样地争取战略主动权。如果中共在这个战略方向的争夺中作出错误选择，那么对中国这种人地关系过度紧张的国情矛盾压力下的基本安全的影响，就会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