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印度崛起之路：从超前金融化转向发展制造产业

第三章　印度崛起之路：从超前金融化转向发展制造产业

高度外向的印度金融体系曾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受到重创，但其特殊的二元体制中存在庞大的非正规经济，因此，尽管正规部门受影响，但主要由非正规经济支撑的大部分人还是照常生活，没有受到冲击。也因此，当美国量化宽松释放出来的游资寻找高回报率的投资机会时，印度金融市场迅速复苏。尤其是当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时，印度被国际媒体看作将从中国手中接棒的高速增长发动机。大量外资进入使印度金融市场在众新兴经济体中一枝独秀，与美国同步上扬。但以IT服务业为代表的印度正规经济部门只占国民经济的小部分，也只吸纳小部分人口就业。

印度要打造长远稳健的发展基础，必须发展制造业，为大部分人口提供发展机会。可是印度的各种制度，包括成本高昂的政治体制、低效贪腐的官僚体系、土地制度、种姓制度等，均成为发展的绊脚石。印度当然需要改革，但过于急功近利的改革步伐又会引起社会的不稳，以及传统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弹。超前金融化形势岌岌可危。民粹主义政党面对国内矛盾，会有动机煽动民族主义，并推动扩张性的地缘战略，期望在区域的地缘政治中取得好处。如此一来，便如火中取栗，稍有不慎，就会引爆区域性地缘冲突。

一、印度体制的基本特性

印度在意识形态上号称“世界第一民主大国”，在官方政治体制上与西方世界一致——发达国家上层建筑的机构和制度，印度几乎都有。但同时，客观上印度也是世界“第一贫困大国”和即将超过中国的第一人口大国。

这两方面的特征，内含两个相关性很高、难以用西方理论解释却与中国相似的基本矛盾。[99]

（一）两个基本矛盾

其一是“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领域的收益太低，不可能支付发达国家模式的高成本上层建筑。并且，越是少数精英群体在与西方制度接轨中获取利益，越是构成与生存在民间社会中大多数人难以弥合的内部张力。由此导致少数人接受的官方正规制度与大多数人生存其中的民间非规范制度的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

其二是“人口资源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在国内资源不足以支撑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不可逆的压力下，只有依赖外部资源和产品输入，由此造成长期贸易逆差、长期内外负债、长期财政赤字等三个长期赤字为特征的宏观约束趋紧。诚然，这都是基本国情矛盾造成的，但也都极大阻碍着国家追求工业化的战略目标。

在西方凭借船坚炮利海权竞争推进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印度得益于南亚次大陆直插印度洋而具有扼守欧亚大通道的地缘优势，具有不容任何国家忽视的特殊战略地位。无论在早期西方殖民化时代、西方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双寡头分割世界的冷战时代，还是当代核心国金融资本霸权掌控世界的“新冷战”时代……这种特殊地位都有利于本属于“半边缘”的印度，因被核心国家竭力纳入结盟关系，而使其精英群体的文化认同升级到“半核心”。

但国内资源有限、环境承载力低、制度效率更低，这些因素对工业化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内外部约束明显，因此，印度很难自主地通过中国式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自我原始积累而成为工业化国家，那么，它客观上只能依靠外资。

根据官方发布的GDP结构，印度GDP中工业仅占27%，服务业占59%，农业占14%。劳动人口分布中：20%是工业，31%是服务业，49%是农业。总体上来说，印度自2000年以来，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较快上升趋势，近几年来逐渐放缓；农业和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呈缓慢下降趋势。

来源：印度经济百科。

图3-1　1950—2012年印度各部门占GDP之比

这种GDP结构与劳动人口分布高度脱节的情况，说明了占近一半人口的农民从事着仅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更进一步分析，则服务业人口中，亦仅有小部分受雇于现代正规部门。如果仅看服务业占GDP比重，则印度容易被同样以服务业为主的西方先进国家视为同类。

印度这种服务业超过绝对比重的产业结构在E7中绝无仅有，由此被西方认为是有望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明日之星”。英国《金融时报》旗下数据服务机构FDI Markets的研究显示，2015年上半年，印度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约310亿美元，领先于中国的280亿美元和美国的270亿美元。按资本性支出数额估算，印度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绿地投资目的地。[100]

（二）印度的两次战略机遇

印度得到第一次战略性发展机遇是因为冷战时期美苏对立。

“二战”后，圣雄甘地领导下的印度经过长期反抗殖民统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1947年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随即，印度公开确立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由此得到苏联在工业化建设方面的战略性援助，除了设立资本密集的工厂企业之外，印度的科学技术和军队装备也得益于苏联援助。

但苏联“南下暖水”的百年战略目标，却在20世纪80年代深陷于阿富汗战争泥淖之中，没有与对印度的援助同步实现……此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不能再继续投资，其援助印度工业化形成的企业大部分陷入困境。印度遂全面实施了自由化改革，20世纪后半叶苏联援助时期形成的国有经济被全面改制。[101]

1.非正规经济成为印度经济支柱

这次改革以后的一个时期里，自由化的制度成本显化，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但出口不足的印度发生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逆差”，从而导致政府财政严重匮乏，既没有能力像诺贝尔奖得主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呼吁的那样，通过投资医疗、减贫等措施来推动发展，也没有能力像中国那样大规模增发国债投资用于交通、电力、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尽管拥有庞大低技术劳动人口，但没有条件通过发展一般正规制造业来创造就业机会以吸纳劳动力；相反，印度主要依赖非正规经济部门吸纳非正规就业。

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在2013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102]指出，印度84%的非农业工人属于非正规的“灰色就业”。对此，有印度学者指出：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为8%—10%，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的产业园区；另外，90%以上的印度人则属于“灰色就业”，其中包括15%的黑色就业。印度的GDP有一半是由非正规部门贡献的（仅次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55%）。

这些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缺乏基本劳动保障，雇主也不可能向政府缴纳社会保障资金来构建国家社保体制。报告还指出，尽管近年印度企业的数量快速增长，但企业所雇用的正规就业劳动力数量有下降之势。

符合西方要求的现代制度体系在印度只创造了大约覆盖10%人口的劳动力就业，这是值得反思的。

表3-1　印度非正规与正规就业人数

（单位：百万）[103]

由于这个近13亿人口的国家的大多数人处于“灰色地带”，而且并不进入西方模式的市场经济，遂有印度分散小经济为主体的民族资本主义内生性的“现代化悖论”。据此可理解，为何已经在发展中国家畅行无阻的好莱坞文化、可口可乐、沃尔玛，在印度都步履维艰。

2.印度的第二次战略发展机遇

这个历史性机遇是在21世纪出现对外服务业超前发展，这至少部分地源于美国IT泡沫崩溃危机，也由此使印度在21世纪与美国经济构成紧密联系。

苏联于1991年解体。3年之后，美国支付大量军费形成的高技术研发成果度过保密期，开始转向民用开发，随即1994年大量IT企业诞生，并且吸引海外资金回流。这一方面造成1997年以东亚加工贸易为主的国家遭遇由资本流出演化而成的金融风暴；另一方面，这些追逐搭便车收益的回流资本催生了美国本土IT业的巨大泡沫，且于2000—2001年发生“新经济”崩溃。接着，这场爆发在美国的危机迫使IT业及其相关产业投资外溢，这样才能匹配得到廉价的人力资本。也就是借助泡沫崩溃前已经投下的转化为沉淀成本的基础设施建设（如跨洋电缆），寻找海外“要素价格低谷”，才能维持IT业在危机打击下的生存。这时候，在中学阶段就普遍使用英语教育的印度成为西方IT产业外包发展的首选地，于是，印度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主要靠向海外提供廉价IT、医药、财务、咨询行业劳动力等，以及与海外需求相关的服务性行业。

客观地说，第三产业超前并不是印度对发展战略做出主动选择的结果。

3.西方资本流入会是印度的第三次战略机遇吗？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相继在金融危机之中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向全球输出巨额流动性。这个时期，外国低息资金大量涌入包括印度在内的任何有成长性的新兴国家，一方面确实令印度金融体系流动性增加，近年来印度国内经济出现“回暖”征兆；但另一方面，这种经济的“回暖”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信贷膨胀，包括房贷、私人消费借贷及基础建设投资，而并没有改变印度的传统部门占比过高的基本结构。

一般而言，这种增长应基于对前景发展充满信心，但印度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本身表明其并不具备稳健发展的基础，其金融市场伴随西方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出现短期资本增减变化，既可以大量流入，也可以大量流出。例如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时，孟买股市敏感指数在10个月内下跌了70%。2013年美国媒体做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分析，立刻引发印度外资流出连带本币贬值。

E7比较研究发现，在西方金融危机及其救市政策造成的波动中，除了中国因未完全开放资本市场而幸免于难，巴西、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国，都在外资自由进出本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条件下遭遇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印度作为金融对外开放的国家，虽然也遭遇外资流出造成的资本市场波动，但至今仍然维持相对稳定。对此，需要进一步探究。我们推测可能与印度的传统部门及占人数总数50%以上的贫困人口不在资本流动造成的资产价格与汇率波动影响范围之内有关，毕竟对于以小农经济或非正规就业贫困人口占社会主体的国家而言，资本短期跨境流动对他们的生活不会造成更差的结果。

同时也应该看到，为占90%的人口提供就业的非正规部门，恰恰为印度的经济提供了基于二元结构的危机缓冲条件。这类似于中国农村的农户和村社经济成为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囿于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印度尽管出现资本经济的较高增长，但很难惠及“灰色地带”的乡村和贫困人口。印度贫困率的官方数据约为27%，民间则认为在50%以上；若取中间值则约为1/3。于是有人说，印度一个国家的贫困人口就比整个非洲多……

从图3-2可见，首先，印度2000年以来的10年间净附加值组成中利润急速增长，其次是非薪金性的酬金大幅增长，工资增长相对缓慢。这进一步说明了印度增长模式的缺陷。过去十多年企业利用廉价的外国资金，靠垄断土地及矿产等稀缺资源来推高公司股价，私营企业共欠外债近2000亿美元；卢比币值下跌更加重了企业偿债的利息负担。2013年5月至8月期间，卢比币值下挫近25%，2013年9月跌至1美元兑68.27卢比的历史低位，至2015年中还在1美元兑65卢比的水平徘徊。

印度的经济增长速率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便明显下降。2013年6月美联储表达收紧量化宽松政策的信息，引发市场对美联储缩减货币刺激规模的恐慌（Taper Tantrum），外国投资者急忙从印度的债券和股票市场上撤出资金，引发卢比大幅度贬值等危机，从而引发海外对印度经济增长的脆弱性的普遍担忧。同期，社会两极分化加剧也致使族群和宗教冲突、暴力犯罪和贪腐等各种问题纷至沓来。[104]

与此同时，印度的GDP增长在2016年之后放缓，并且，在华尔街金融海啸后呈现大幅涨落，如图3-3所示。

根据印度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受益于算法调整，2014年四季度印度GDP跟2013年同期相比增长了8.4%，成为仅次于中国的推动增长国家。2016年前3个月，印度的GDP按年平均增长7.9%，不仅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而且显著超过中国约6%的增长率，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的高增长国家。

2016年年末，当《福布斯》杂志发布的报告显示印度的GDP总量已经超过英国时，印度媒体用骄傲的语气宣布：“这是150年来首次印度经济超越了殖民时期的英国宗主国。”[106]据《印度时报》2016年12月20日报道，印度内政部国务部长基伦·里吉朱（Kiren Rijiju）当天在个人推特（Twitter）上发表推文称，印度已经超越英国，成为继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之后，GDP全球排名第5位的国家。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印度统计和计划执行部（MOSPI）。

图3-3　印度GDP年增长率

印度的GDP增长在2013年后突然大幅反弹，乃得益于新的算法调整，主要是估算制造业的增长。[107]。新的统计算法在印度学术界引起了很大争议，很多学者指出数值因此被严重高估了。

尽管如此，最大问题其实并不在这里，而是正规的GDP统计本来就很难准确反映印度的真实情况。此前，课题组在农村地区调查时发现，乡村基层的主管干部报不出本村的主要数据，甚至连最起码的本村人口和土地有多少都说不清楚；入户调查时，即便户主本人也说不清楚自己及家庭的实际收入。这也许因为，支撑印度接近13亿人口规模经济结构的，是民间社会存在一个巨大的、维持百姓民生的非正规部门。

二、二元结构：非正规灰色经济的双刃剑作用

印度经济的二元结构中，非正规部门（灰色经济）难以纳入GDP统计，估计占印度经济总量的50%，而其就业占不同行业劳动力总数的比重见表3-2。

表3-2　印度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在不同行业所占百分比（%）

来源：奈克《印度的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工人》(Informal Sector and Informal Workers in India)，www.iariw.org。

如表3-2所示，印度的正规就业只集中在国有部门、资本密集产业或特殊专业。另有近90%人口非正规就业。

来源：http：//www.thehindu.com/opinion/columns/Chandrasekhar/indias-informal-e-conomy/article6375902.ece。

图3-4　印度劳动力（作物种植以外）中“弹性”雇佣所占比例（2011—2012年）

此种情况，在客观上根源于印度官方承接的西方高成本上层建筑和跟从西方意识形态造成的恶性循环：西方模式的正规制度越是规范，其相对于民间的分散小经济而言制度成本就越高，就越促使大量劳动人口进入非正规经济；反过来，也就越不可能实现官方正规制度的有效治理。

此外，这种非正规部门比重过大的情况，客观上决定了任何类型的外国产业资本仅靠官方的规范法律进入印度市场是行不通的。[108]因为，任何外资企业都需要按照印度政府颁布的、符合西方要求的法制体系规范运作，但那都难以跟印度无处不在的、高度分散的、与政府统计体系几乎无关的小经济做制度成本竞争。

非正规经济除了造成巨大的制度成本壁垒外，还对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具有难以替代的保护作用，这与亚洲这个原住民大陆上的其他国家类似——无论宣称何种政治体制，奉行何种宗教文化，遭遇经济危机之际，都是依靠治理成本最低的传统乡土社会来承载现代化危机的代价，实现城市产业资本的“软着陆”。

据此，印度灰色经济的实际作用是，绝大部分城镇劳动力人口生活在贫民窟，那里的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只能维持低消费，也就客观上降低了少数正规部门就业人口的生活成本，反过来就淡化了正规部门经济波动对民生经济和民间社会的实际影响。

综上，印度经济21世纪之初得以在美国IT泡沫崩溃之际逆势接盘，发展服务西方的现代第三产业，现在也没有随西方金融资本造成的全球危机而发生严重衰退，主要因为印度经济和政治相对稳定的基础，在于民间庞大的灰色经济吸纳就业，以及在于民族产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

基于上述原因，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包括阿玛蒂亚·森在内的西方理论家的政策建议在印度不可能贯彻。大部分海外研究者若只根据官方发布的正规经济部门的数据和媒体的事件炒作来做分析，并以此为依据对印度进行解读，则大多不足为凭。

（一）印度特色的民族资本主义

在1852年被英国占领之前，印度是一个高度分散的、有几百种语言、几百个小邦国麇集的地理概念，民族主义是在本地资产阶级的去殖民化斗争中作为意识形态工具使用的。1947年，印度通过甘地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实现国家独立，其绵延至今的制度遗产，是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本地化”的社会主体长期占据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

印度独立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是苏联模式。

按照苏联官方社会主义思想，在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应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才具有在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可是，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一般资本短缺，在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急速进行“资本主义补课”，那逻辑上和实践上就需要具有天然规模优势的国家作为资本累积的主体。

虽然印度明确以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作为政治制度模式，但在农业人口占压倒性优势的条件下，欲急速推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自然倾向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也与苏联欲南下印度洋的地缘战略一拍即合，因此两国展开了悠久的工业转移合作关系。

延伸阅读12

印度早期的“超赶战略”

远在印度独立之前，独立运动领袖尼赫鲁就声明：“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推动大型工业的发展，不过，我们应仔细选择有限发展工业类型。这些工业应该是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它们可以奠定国家经济力量的基础，在它们的基础之上可以逐步建立其他工业。”[109]

印度在1948年独立以后，通过了一项“工业政策决议”，提出了印度经济的出路是大工业，其中重点发展机械制造业和基本化工工业。尼赫鲁提出，“只有发展重工业才算工业化”，“如果要搞工业化，最重要的是要有制造机器的重工业”。[110]

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印度政府把工业分为三类。

第一类：基础工业、战略工业，包括钢铁、煤炭、化肥、石油、电力、铁路、航空、通信、军工、重型机械等17项，称为17个“制高点”。

第二类：其他重工业，例如机床、化工等12项。

第三类：消费品。

印度政府规定：第一类工业只能由国家专营；第二类工业主要由国家经营，私人企业只能起辅助作用；民间企业只能经营第三类产业。

1950年成立了以尼赫鲁为主席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并实施五年计划。从1950年到1973年，印度中央政府对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98.8%，对消费品和农业的投资只占1.2%。投资总额的78%集中在钢铁、机械、化工、石油等六个重工业部门。印度政府得到的外援中的大部分也是用在重工业的投资上。

印度政府在1951年通过工业许可证法，几乎对所有的企业都实行计划管理。无论是开业、搬迁、扩建、生产定额、新产品开发等都要向政府申请许可证，特别是外贸和外汇控制得格外严格。在重工业和基础工业部门中建立了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拥有全部工业生产能力的60%，特别是在基础产业国有企业的比重非常高。在煤炭工业中，国有企业的比重是96%，在钢铁工业中为85%，铜冶炼工业为98%。在印度最大的20家企业中，国有企业占了18家。国有企业的人事、生产计划、经费、供销、投资建设等全部控制在政府手里。企业如有利润必须上交国库，如有亏损则由政府给予补贴。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印度的重工业确实取得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和1950年相比，印度在1971年的机床产量增加了196.7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8.6%；电动机产量增加了22.4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6.1%；钢增加了3.2倍，年平均增长率为5.7%；发电量增加了9.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1.3%。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印度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中冶金、机械、电机、化工等部门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111]

资料来源：

徐滇庆、柯睿思、李昕：《终结贫穷之路》，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其实，中印两国早期的发展策略因同样受苏联影响而类同。两国在差不多的时期完成民族解放运动，印度的经济基础在当时甚至比中国稍胜一筹，而且一直是地缘政治的宠儿，左右逢源，同时接受西方和苏联的援助。[112]

但今天，曾经先后于1950年被美国封锁、1960年被苏联封锁、1989年和2019年两次被美国制裁的中国，在长期面对恶劣地缘政治处境下，已跻身全球工业强国之列，并且在弱化区域差别和消除贫困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相对而言，印度只有少数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尽管作为民族国家已经独立70多年，但至今还是世界上贫穷人口最多的国家。

关于中印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已经较为充分，在我们的研究中，更注重对经济基础的根本差异的探讨。

我们认为以下的结论是清楚的。

中国方面：20世纪先后在中国执政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把平均地权作为基本纲领。国民党百万大军退守到台湾才实现这个纲领，而共产党则通过在大陆对农民这个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民群体动员完成了土地革命。

两岸华人社会都有的共同点是，下层社会在普遍参与革命的进程中，成为自给自足的小有产者，从此海峡两岸的中国都不再有绝对贫困。

接着“土改”的是，中国台湾延续并改造了日据时代的高度垄断性质的“农会”制度，形成农民组织化程度最高的体制优势，使城市产业资本得以顺畅提取农村剩余，较快地进入工业化。而中国大陆也同样依靠在农村推行高度组织化的集体经济，一方面吸纳工业化阶段产业资本内生性危机造成的巨大代价；另一方面集中劳动力，将之投入国家基本建设，替代因外部投资突然中断造成的极度稀缺资本，并为其后不同阶段的工业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印度方面：土地制度改革上，虽然从甘地时期就有追求“耕者有其田”的官方意愿，却始终没有实际发生过重大变革，难以为大部分的乡村人口打下良好的发展基础，不管是以前的计划经济模式，还是当前的新自由主义政策。[113]

近10年来，印度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向基本是放宽或解除管制，但在官方意义上，它与之前的计划经济模式一样，都是从顶层开始，只惠及人口的一部分，例如金融业自由化、发展IT服务业、发展资本密集产业先于制造业等。这可以理解为某种后殖民情状。

有别于中国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以前的精英阶层，印度的独立运动是殖民模式所孕育出来的本土精英集团所推动和领导的，独立后的印度社会的财产关系没有根本的变化。因此，印度两个阶段的发展策略一直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这也造成印度政府很难具备对下层社会的动员能力，从而导致下层社会一直缺乏发展条件。

（二）二元体制下的灰色经济

在这种“印度特色”的二元体制条件下，长期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结果，就是衍生出以非正规部门为主的、本地化的灰色经济，而精英主导的民族资本（正规经济）与本土非正规经济形成一种特殊的共生关系。这是受政府西方化的上层建筑和制度规范约束的外国企业所缺乏的某种本土优势。

表现民族主义复杂性的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贫穷民众无法负担昂贵的专利药物，因此，印度本土发展出蓬勃的仿制药物产业，直接“侵犯”外国企业的专利权。印度政府为了照顾贫穷人口的需要，也不愿意签订有关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外国制药企业因此很难在印度本土具有竞争力。

正如前面所讲的，印度民间政治与社会经济按照潜规则运作的基本特点，使得任何按照印度政府发布的正规制度运作的外国产业资本都会遭遇两难，只要不理解或不顺从非正规部门的潜规则，就都难以在印度市场具有竞争力。[114]

1.印度“经济结构高度二元化”所内生的基本特点

在印度，能够承担正规制度的过高成本的所谓正规经济，恰恰是必须用代表殖民文化的英语来服务西方国家消费者的IT及相关服务产业，例如医疗和教育服务、金融相关咨询和会计服务等现代第三产业。这是印度服务业GDP占比高达57%但在高端服务业就业的劳动力却只有约5%的主要原因。

客观上，这些面向西方社会需求的现代服务业必须与西方制度全面接轨，也只有“全盘西化”，才能对西方需求“寄生性”存活！其中受益部门的精英群体，更是只能由“海归”主导。这种正规的外向型经济虽然与印度非正规部门格格不入，却是支撑国家正规制度和科技教育等部门的主要力量。西方社会了解和认可的那个印度，也主要是这些在外向型的现代第三产业领域就业的、全盘西化的印度精英。同理，也因为被这类西化教育培养的学生很难在本国得到就业机会，遂有大量进入国际组织就业的现象。

这种少数人参与的正规部门也理所当然地难以带动国内产业，难以形成对交通、能源、水利等基本建设的投资拉动作用，也难以吸纳这个12.8亿的人口大国大量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劳动力，并且势必长期延续与非正规部门构成明显对立的经济社会二元结构。

印度的政府制度是联邦制，各地政府由不同党派执政，不仅财政税收相对独立，而且拥有地方立法权。此外，地方政府直接面对的是那些能够解决就业的本地化的非正规企业，对这些企业的不规范甚至不合法，也只能容忍和让步，其中权钱交易也在所难免。这也是印度政府官员腐败普遍化的原因之一。

外资企业进入印度市场，虽然需要学习印度的市场潜规则，但如果按照印度本土企业熟悉的“游戏规则”进行竞争，关系网络、风俗习惯等方面均比不上本地企业，势必处于弱势。[115]尤其在面对某些腐败政府官员时，可能会遭受比较大的挫折。因此，总体而言，印度的营商便利排名在全球130位，正常条件下难以吸引外资进入一般产业。

之所以印度普通百姓的民生依存于灰色经济，一是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私营和个体的中小企业经济如鱼得水、非常活跃，恰在于民间能够主要依靠潜规则来低成本地处理大多数负外部性问题；二是因国内资源极度稀缺，所以造成资源要素价格相对过高，占有资源性资产的小私有经济和高度分散的弱势群体，因此不得不在应对外部资本的立场上达成一致——越是分散的小私有经济占比高的地区，对外部资本排斥越强烈。

2.印度联邦制政治的基本特点

印度是西方主流政治体系长期认可的“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此外，印度精英群体不仅能够取悦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而且能够大量向服务于西方软实力的国际组织输送英语流利的雇员。因此，西方主流舆论很少意识形态化地抹黑印度；即使有些恶劣的事件报道，也不会构成西方媒体众口一词的舆论趋势。

但是西方制度体系在印度国内却造成两种“恶性循环”。

（1）恶性循环之一

一般而言，各邦上台执政的政党必须在政治上推行本地化，由于在性质和政见上与中央政府并不完全一致，中央也就难免在转移支付和财政投资等发展政策上对本党执政地区厚此薄彼。于是，很多贫困地区就因穷困而造成民众倾向于左翼政党，那些地方的NGO（非营利组织）也有左翼政治倾向；而更贫困的地区则大都存在以土地革命为指导思想的农民游击队。

近年来，全球化的巨大代价向弱势国家转嫁，造成城乡差别严重，农民生存条件恶化，印度发生农民游击革命的邦接近2/3，逐步形成从北部和东北部沿着印孟边境部族地区向下延伸的T形游击走廊。农村和山区发生暴力革命，阻滞了民间产业资本和政府投资项目的进入，反过来更加促进左翼政党发动群众，从而致使右翼政党掌控的中央政府减少了对左翼政党执政的贫困地区的国家财政投入。

这也是制度性致贫的内因——贫困人群和贫困区域的情况难以靠国家政策来缓解从而趋于恶化。

（2）恶性循环之二

由于政府面对的主要是孤独分散的农民和私人个体经济，因此其实现规范治理的执行成本过大。于是，一方面，沿袭西方制度体系造成的“政府失灵”趋势在基层治理领域非常明显；而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却能够“适应”内部化处理外部性交易成本的灰色经济运行机制，来服务于本国及本地私人资本利益群体占主导地位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需求。

据此，这种政府“适应”势必造成无处不在的灰色政治运作和跑冒滴漏型的小规模贪污腐败普遍化。这就构成身处城市的知识分子群体越是强调西方模式的规范法律制度，社会反而越是演变为全面腐败的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在这种高成本上层建筑的作用下，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有一定规模的某些印度国内产业资本已经被动地转向全球化，也就更强烈要求政府加强符合西方秩序的法制建设。

由此可知：非规范经济不仅与制度性腐败相辅相成，而且与要求西方法制体系的规范企业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制度演化悖论。

3.超前于经济基础的成本高昂的政治制度

印度的二元性也反映在其高昂的政治制度上。正如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是由上层精英领导和推动的。这些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精英作为主导阶级，在独立运动成功组建政府时，不仅尽可能地保留了宗主国建立的殖民模式经济基础，一般地简单移植西方政治模式来建立本国的政体，而且维持了宗主国留下的西化意识形态，以及派生于并且支撑着此类上层建筑的科技教育体系。

这种脱离本国的地方经济、社会及文化基础的中央层次的现代化上层建筑，不仅制度成本高昂，而且与本土的滞后经济基础相互矛盾和制约，结果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所以，尽管印度移植西方政治体制，建立了一个全球最庞大的“形式民主”的政体，赢得西方的一致称誉，但不等于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全面的管理体系。

而这高昂制度底下的矛盾颇明显。据路透社报道，2014年印度选举的耗费估计达50亿美元，是2009年大选的3倍，在当年成为仅次于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耗费70亿美元）的人类历史上第二昂贵的选举。对于一个还存在庞大的贫穷和饥饿人口的国家而言，究竟是每隔几年花数十亿美元来进行选举游戏还是用来改善贫穷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更有利？这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课题。

与之对应的事实却是印度的高昂现代化政治制度并没有带来良好有效的管理，反而成为贪腐的根源。有分析指出，印度政客为了赢得选举不惜耗费大量财力，而政客靠贿选上台后，也千方百计捞回其金钱投入，这又使得贪腐问题愈加严重。[116]

这种成本极高的西方上层建筑及其制度体系，难以适应殖民地模式的薄弱经济基础，更难以对构建进行有效治理，反而必然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于是构成恶性循环。

印度的这种基本体制矛盾具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普遍意义：这种殖民者留下的西化上层建筑与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能对应的根本矛盾，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深陷发展陷阱的真实原因。

21世纪之初，华尔街金融海啸暴露出发达国家普遍遭遇的问题：政府债务过高从而引发危机。在西方宗主国的正规部门都会因制度成本过高，造成恶性债务负担，任何发展中国家接受这种上层建筑，其传统经济更是注定不堪重负。由此，大多数国家形成二元结构。一方面难以发生较快经济增长且势必债台高筑，不得不仰赖原宗主国的援助，国家正规经济部门也难以吸纳更多就业；另一方面，非正规部门维持大多数人口的基本生存，却几乎难以建立政府征税体系和实现政府法制化管理，遂演化为灰色治理——私人经济与管理部门之间普遍通过做“交易”来获得发展空间。几乎没有“油水”的农村和偏远地区则无人顾及，长期停滞在自然经济和传统社会状态，致使部族和种姓等传统制度成为基层替代昂贵政府的低成本社会治理的主要制度类型。

综上所述，印度只是在表面形式上成为承袭着西方制度的民主法治国家。西方人对印度的判断主要来自占就业人口5%的现代第三产业精英群体，而这一局部的、片面的、一叶障目式的判断，对于深入理解和解释印度纷繁的经济社会现象来说，显然是不充分的，至少是有失偏颇的。

4.二元体制下的两个印度

由于二元体制这个基本矛盾的制约作用，人们仿佛看到两个印度，一面是西方眼中那个充满希望的闪亮印度——新兴市场的未来之星、蓬勃发展的IT服务业及金融市场、耀眼的宝莱坞电影、亿万富豪的创造机器；但另一面却是一个绝望的国度——数以十万计的农民因不堪负债而自杀，小农不甘被剥夺压迫而投身毛派游击队奋起暴力抗争，全球最大规模的饥饿人口，长期极度贫困，大型城市贫民窟，深入骨髓的贪腐，让人发指的宗教仇恨、性别暴力，愚昧的村落风俗、种姓制度……

而这两个印度，长期处于“低烈度内战”之中。[117]印度的恐怖袭击主要源于内部，尤其是印共（毛）武装与政府军的冲突。

图3-5中的恐怖主义袭击指数[118]显示，印度近十年来一直处于受恐怖主义袭击的高风险国家之列。印度恐怖袭击指数在2007年是7.54，2008年上升至7.81，并受核心国家华尔街金融海啸导致的2009年全球危机影响，于当年达到8.06的历史高点，而在美欧大规模增加流动性对外转嫁成本的2010年，印度的恐怖袭击指数上升到高达8.09的历史最高水平。尽管目前稍微回落，但仍然维持在高风险水平。印度某些官员近年声称印度有能力同时打赢“2.5”场战争。除了印度眼中的地缘威胁之外，那“0.5场战争”，指的正是“低烈度内战”。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经济与和平研究所。

图3-5　印度恐怖主义袭击指数

如前所述，印度在经济上存在正规与非正规部门的二元结构，但正因为存在庞大的非正规部门，当印度承接全球化服务业而面对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带来的不稳定性（负外部性）时，可以通过维持人民生计的民间非正规部门做内部化处理，使社会及生计经济保持基本的稳定及韧性。

（三）印度特色二元结构下的超前金融业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第二次生产过剩危机，在核心国家引领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经济结构的阶段性调整，到21世纪初已经完成了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主导的历史性演变。与这个客观过程相伴生的，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后冷战”时期形成的“币缘-地缘”新战略。

其间，大凡更多保留实体产业资本的国家，在核心国的引领下改为以GDP统计体系为标志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这样的全球竞争中就都显得等而下之了。而更多转向金融经济的、认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则势必发生更多因跟从核心国金融化虚拟资本扩张、外资“大进大出”而引发的经济波动。对资本主义的这个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升级的阶段性变化的复杂制度成本，后人也许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如上文所述，印度的第二产业以民族资本的“非规范经济”为主，主要解决了国内就业和一般民生问题。由此，相对政府管理的外资企业而言，本地企业具有明显的在地化“比较优势”，一般不受联邦政府规范法律和制度的限制。由此，如果外资进入印度只能按照法律规范走“正道”，与本地民间资本开展竞争，那就很难在“印度特色民族资本主义”为主的社会立足。总之，外资企业遭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和阻挠，较难进入第二产业。

印度政府也在政策上长期保护民族资本，在制造业（2013—2014年仅占GDP的13%）和零售业等领域（2013—2014年占GDP的8%）设限较多；于是，外国投资者更多的是进入以印度股票和债券等金融市场为中心的服务业。这也是印度金融服务业超前于实体产业得到发展的客观原因。

1.印度金融业一枝独秀

印度金融服务业领域之所以能高度开放，与外国金融资本接轨，固然有英国殖民统治留下的金融机制及服务业老底，但归根究底还是上述的二元化社会经济结构——以IT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那5%高度西化的精英，可以与西方资本无缝接合，没有任何制度成本或文化上的障碍。

所以，尽管在新兴七国中，近年印度的基本经济层面表现得并没有特别出众，但金融市场的表现一枝独秀，如图3-6和图3-7所示。

2008年受华尔街金融海啸的打击，印度依赖金融自由化推动增长的方式与其本身经济基础不稳固的矛盾浮现，内部则储蓄和资本形成等宏观经济基础领域表现孱弱，对外则仍然持续面临经常账户赤字。经济增长放缓，金融市场不稳，加之印度进入新一阶段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加速自由化，放宽各种投资限制，外资“大进大出”也导致金融市场波动更为剧烈。

来源：印度中央统计局（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 India）。

注：金融、保险、房地产及商业服务占GDP的比重约为20%，对经济同比年增长的贡献率达49.4%，制造业的贡献率则显示下降。

图3-6　印度各经济部门对增长的贡献率

除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经济危机后因为全球流动性萎缩，印度股票市场曾经一度大幅下挫外，其后全球流动性随着美国量化宽松回升，印度再次吸引大量外资进入国内股票市场。近年印度股市一直呈上扬趋势，屡创新高，基本上与美国股市呈同步之势。甚至在2013年6月预期量化宽松结束的新兴市场震荡中，印度股市只是稍微回落，不久便重新上扬。2015年这一波的新兴市场撤资潮中，印度甚至承接从金砖国家市场撤离的资金。2015年仅1—7月净流入印度股市基金的累积金额就达70.42亿美元，而同期总体新兴市场股票基金所录得的净流出是224亿美元。外资大规模流入印度股市和债市逐利，使印度股市在高位徘徊，如图3-9所示。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孟买股票交易所。

图3-9　印度股市指数

2.高速金融化下潜藏的债务危机

印度过去十多年推动依靠金融及信贷膨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策略，究竟有多大程度上是在推动实体经济部门的长远稳健增长？2010年10月爆发的微型贷款（microlending）危机（实质是民间高利贷），戳破了西方对印度这种所谓“非集权化、高效率、低不良信贷率”的神话。西方乃至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吹捧这种自由信贷神话，其意识形态目的往往是针对中国的集中型金融体制及其对资本流动的管制。

印度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性在数个方面反映出来，例如高速金融化下，银行未偿还信贷占GDP比值大幅攀升，2007年超越50%，2011年已经达到56%，如图3-10所示。

图3-10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商业银行的未偿还贷款占GDP之比成倍攀升。结合图3-11显示的信贷结构，我们能看到主要问题在于贷款中占比最高、增长最快的是基本建设贷款。

图3-11表明，基本建设借贷占比2012年是31.49%，约为2004年16.39%的两倍。其中，增长相对平稳的是通信，最显著的是电力，其次是交通领域。尽管这些投资增加符合印度发展的客观需求，但此类基本建设投资回收期太长，若通过商业银行贷给私人部门，则难免影响商业银行当期的盈利状况。此外，政府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动银行系统及私人部门参与基础建设投资，就会引致银行系统承受过大压力而不稳定，银行要通过资产债务重组以改善账目。

中国在同一领域中的做法值得注意：21世纪以来，中国一直维持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有些年份投资对GDP的贡献超过50%。但基本建设投资的主体是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大型企业；占有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也收归国家所有，同时也承担大幅度增加投资形成的债务和收益。据此，中国也有基本建设投资效益低、回收期长的问题，但可以在国有经济内部调整，甚至可以在国家直接核销银行坏账的同时向银行注资。

3.潜藏的银行债务危机

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India）2017年6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印度的银行贷款呆坏账比例升至15年来新高。2017年3月坏账比例达9.6%，估计在2018年3月达10.2%。各种不良贷款总计达1910亿美元。国有银行的呆坏账从2014年的388亿美元急增至2016年的916亿美元。

近年因为房贷活跃，印度的私人贷款与GDP的比例一直处于上升态势，2015年已达52.23%，如图3-12所示。一旦全球重入加息周期，因偿还贷款所产生的消费压力必然加大。

印度银行业正面临严重的债务问题，据2017年10月CNBC[119]报道，印度银行和印度工业发展银行均出售资产，以应付高企的债务和严重的不良贷款。其他银行各自寻求筹资方案以应对困难。

4.超前金融化的隐忧

超前金融化的印度有蓬勃的债市，这可能会带来对债务膨胀的偏好，造成超过实体经济收益的快速债务膨胀，再加上印度的党派选举制度及地方利益输送，一旦碰上政府的扩张性基础建设政策，便容易积累更多的问题。

例如自2009年以来，有8个共耗费超过5000万美元建造的机场落成，竟然荒废至今，连一个航班也不曾升降，但当局坚称这是发展所必需的。而2015年正值地方选举年，印度总理又承诺在贫穷的比哈尔投资4.13亿美元再建造4个新机场，为其所属政党拉票。凡此种种，都令人担忧扩张性的财政及基础建设政策，究竟能多大程度有效拉动实体经济增长。

印度超前的金融化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正吹起的资产泡沫呢？

以新德里的奥朗则布大道（Aurangzeb Road）为例，这是印度最昂贵的富豪住宅区，2012年平均每平方英尺地价高达1.7万英镑[120]，相当于英国最贵区域肯辛顿（Kensington）的14倍，而2011年英国、印度的人均GDP分别为38974美元和1440美元。[121]

这种超前金融投资拉动资产价格膨胀的模式，恐怕难以支撑印度下一阶段的发展，更何况印度外向经济的部分基本层面并不稳健。

前述印度卢比的币值贬值只是表征之一，类似的观察还可以深入到以下方面。

（1）长期贸易赤字

印度人口快速增加，但可开发的自然资源愈益短缺，这是具有长期制约性的基本矛盾。

自独立以来，印度国内资源和制造业生产都不能满足国内需求[122]，而大量进口使得经常账户大部时间均录得赤字。历史上，只有1972—1973年及1976—1977年两个时期曾录得贸易盈余。自1980年加快经济发展的30多年以来，印度一直录得贸易逆差，而且规模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印度失去其长期战略性援助出现国际收支平衡危机而推行自由化政策，出口额增加，贸易赤字略有改善，2000—2001年度出口对进口的比例曾经达88.2%，但其后还是持续下降，如表3-3所示。

表3-3　印度历年出口与进口金额与比例

（百万美元）

来源：印度中央银行（RBI）及其他。

表3-3数据清楚地反映出印度贸易逆差在21世纪以来不断恶化的趋势。只要发生长期逆差，就会不断累积债务，连带压迫本币贬值，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稳定。

图3-13中的贸易逆差恶化趋势有所改善，原因并非政策措施的作用。印度的庞大能源进口需求，是其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在2008—2009年度，经常账户逆差达160亿美元，是GDP的11.11%，只是由于2014年中国际油价开始大幅下挫，才有效地改善其经常账户赤字情况。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印度工商部。

图3-13　印度持续多年贸易赤字，规模呈扩大趋势

（2）外债沉重

印度企业依赖向外借贷投资，致使印度的总外债规模急速上升，在2016年年底达4843亿美元的历史高位。2017年第一季度为4718.52亿美元，而同期印度的外汇储备规模仅有4007亿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印度偿还利息占财政收入的25.69%，债务负担沉重（一般国际标准危机线为3%）。

印度评级和研究机构201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印度500家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中有1/3不能偿还足够的债务利息，陷入债务危机。随着全球进入加息周期，美联储缩表，美元流动性回流，印度企业的债务负担将会加重，面对经济增长放缓，可谓雪上加霜。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印度财政部。

图3-14　印度总外债持续上升

（3）政府高负债率

另一方面，虽然印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3年84.2%的历史高位有所下降，2016年为69.5%，相较于日、美、欧等高度金融化的发达地区，虽然相对温和，但仍然是E7中比重最高的国家（巴西58.91%，委内瑞拉49.8%，中国41.06%，南非39%，土耳其33%，印度尼西亚25.02%）；政府以债务的手段拉动经济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难免造成隐忧。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印度储备银行。

图3-15　印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

（4）货币贬值

自2008年以来，印度卢比进入漫长的下跌周期。2009—2011年资金流入使得印度与其他新兴国家相比货币保持了相对的抗跌性。但卢比稍后还是急速下挫，2016年2月触及68.80的历史低点，如图3-16所示。

币值下跌有利于出口，但印度的出口，并没有因此而大幅改善，还是长期处于贸易赤字状态。而且印度企业大量向外举债，这些债务一般以美元结算。本币币值下跌，利息及还款成本无可避免地上升，增加了企业偿还债务的压力。

三、印度在21世纪的发展战略

目前，印度政府向人民乃至世界描述的愿景是，尝试在制造产业上打造另一个闪亮的印度。

（一）“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

印度发展战略最重要的依托是人口红利。目前印度拥有人口近13亿，其中一半年龄都在25岁以下，是世界上人口结构最年轻的国家之一。目前有60%的人口处于适龄就业阶段，预计今后10年还会有超过2.2亿人加入劳动力大军。据此，享受人口红利已成为印度政府重要的政策依托，如果这些年轻人能够获得就业机会，无疑会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但反过来，如果不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就业增速没有赶上人口增长，则对这个每年新增适龄工作人数达到1000万人的国家来说，将出现重大社会问题。2017年官方最新失业率为4.9%。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一份报告却指出，印度15—29岁的人口中30%并不是处于受雇、教育或培训的状态之中。换言之，印度的失业或就业不足压力巨大。

一般情况下，越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吸纳就业的能力就越差。印度是发展中国家结构最高的国家，目前依赖IT服务、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占就业人口不足5%，难以提供足够就业机会消化大量的适龄劳动人口。沿着西方道路追求现代化的印度，只能寄望于发展制造业来大规模创造就业机会，期望能继中国后成为另一个制造业大国。印度政府期望把制造业占GDP的份额从16%（2016年）提升至25%（2022年），新增1亿个就业岗位。

但印度要发展成制造业大国，将面临一连串难题。

1.基础建设瓶颈

印度制造业一直无法国际化的一个原因，是其薄弱的基础建设水平。印度政府计划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推动经济加速增长。根据2015年印度政府财政预算，政府将向基础建设领域增加7000亿卢比（约合113亿美元）的拨款，包括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拨款2500亿卢比，以及增加对公路和铁路建设的支持和港口及卫生的投入。同时，将为铁路和公路引入免税的基础建设债券，设立国家投资和基础设施基金。[123]

印度透露未来5年将在铁路网投资1370亿美元的计划。

同样，2016年的印度政府财政预算（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再次强调，要重点扶持中低收入人口和农村人口，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对农村的投入，包括就业、基础设施、教育、农业技术和农产品市场开发等，争取5年内让农民收入翻一番。[124]

2016年，印度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正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成为继中国后的第二大股权成员国，共出资83.67亿美元，占总股比8%以上。[125]同时，印度还推出了本身规模较小的区内版“一带一路”专项基金，用于投资南亚及非洲的公路、桥梁和发电厂等基础建设项目。[126]

但印度如何突破基础建设瓶颈，将是一大难关。正如梅新育总结：

印度政府不是不重视改善基础设施……问题是，要改善基础设施，与中国相比，印度和其他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基础设施发展计划本身就不现实，有竞选宣传价值，却难以落实；财政能力不足，资本短缺瓶颈制约，也没有能力如同中国毛泽东时代那样充分动员其充裕的人力资源以化解资本短缺约束；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媒体口水大战，都阻滞了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土地私有制更令印度基础设施建设陷入比中国数量多得多、程度严重得多的拆迁纠纷之中；印度各级政府普遍存在“腐败+不作为”的问题，不仅大大提高了印度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而且令基础设施建设进展迟缓，被拖延烂尾的风险大大提高；等等。[127]

印度根据生产率调整后的劳动力成本在过去10年几乎没有增长，这使印度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中具有竞争力。但，印度需要克服上述困难才能把低成本优势转化为制造业投资和产业出口的增长。

2.教育问题

印度是精英平民严重两极化的社会，教育也出现两极化情况。印度固然具有不少优良的大学，为全球IT业及科研部门供应大量优秀人才，大量能说流利英语的人口也是其优势，可是印度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文盲人口群体，其中女性接近一半是文盲。

印度社会文化中的种姓制度、性别歧视、赤贫等现象妨碍社会流动性，如果不能打破这些陋俗，则印度恐怕无法有效释放其“人口红利”。

3.非正规部门的两难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锐意发展制造业的印度政府将面临两难。

一方面，为了打造一个能吸引外资进入制造业的环境，印度政府必须规范非正规部门，创造一个外资能与民族资本竞争的环境，但这样将不可避免地大幅度增加制度成本。[128]印度西化上层建筑（政治制度、法制等）的成本已经过于高昂且缺乏效率，如果连经济领域的制度成本也上升的话，其经济基础将更无法支撑。印度也许会堕入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低水平发展陷阱”。

另一方面，如果灰色经济真的被规范化，民间低成本的生计经济失去韧性，印度社会通过非正规部门内部化处理负外部性的能力下降，则印度面对全球化冲击时，由贫富差距过大演化而来的区域、族群、宗教等冲突可能会全面爆发，维持社会稳定的正规成本将上升。

而且，前面已分析过的土地制度障碍、占有资源性资产的小私有资本和高度分散的弱势群体对外部资本强烈排斥，都是妨碍印度发展制造产业的正规及非正规制度性障碍。此外，还有技术工人缺乏、文化障碍、法律程序冗长、完整的工业体系还未建立等一连串问题。印度要实现制造业大国的梦想，即使有领导人政策上的决定，实践上也还是前路漫漫。

4.扩张性财政的隐忧

基础建设发展难免需要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来配合。但是，印度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预算赤字在2009年创下GDP7.8%的历史纪录，如图3-17所示。近年虽然已有下降，但在E7中仍然仅次于有庞大石油收益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11.5%、南非3.8%、印度尼西亚2.25%、中国2.1%、土耳其1.3、巴西0.6%）。

来源：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印度财政部。

图3-17　印度财政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

印度政府已经把2015—2016年的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9%以内，但为了削减开支，政府将大幅削减粮食、化肥、石油的补贴，比例高达10%；而且在增加军费的同时却削减教育支出，比例高达17%。这种财政分配的调整，可能影响大量贫困人口的生活，并削弱印度的长远竞争力。

此外，为了吸引外资，政府同时削减税收。新预算案将公司税由30%降至25%，并对部分原材料关税降低10%，以促进制造业发展。印度政府如何保持稳健的财政，避免堕入债务陷阱，仍将是一大考验。

5.发展模式失去动力，制造业青黄不接

印度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让印度企业大量向外借债。充裕的流动性进入金融、房地产、保险、建筑[129]等带有泡沫色彩的领域，加上IT服务业及采矿业的发展，共同推动了近十多年来印度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率。“数字印度”（Digital India）也是政府响亮的口号之一。印孚瑟斯有限公司是世界知名企业，欧美的顶级IT企业也出现不少印裔首席执行官。与IT相关的行业雇员人数约1000万，但对于数以亿计的劳动人口来说，这只是九牛一毛。有学者估计近年来印度的高速增长只让10%—15%的上层人口受惠。诚然，这些部门对整体经济也有一定的溢出效应，可是，印度的IT服务业及房地产等部门的发展近5年来已有放缓的趋势。随着国际企业迁离印度或缩减规模，IT业已出现解雇潮，估计短期内将有10万人失去工作。

印度从2016年年初开始连续6个季度经济下滑，随后短暂回升，接着从2018年年初开始又连续8个季度下滑，多种经济数据创下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的最差水平。印度亟须发展制造业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但随着外资流入减缓甚至逆转流出，本国工业基础仍然薄弱，长远来看即便“印度制造”真能成功，但也是远水不能救近火。更何况，对比区内其他制造业发展迅猛的国家，印度实际上正被抛离。2017年5月，印度工业产出仅增长1.7%[130]；而越南在2017年1月的增幅达7.1%，孟加拉国在2016年12月的增幅也高达7.4%。这些国家没有什么响亮的口号，但其制造业在稳步发展，有望在这一轮的全球工业转移中接棒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业中心。

6.踉跄前行的激进改革

印度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必须多方面进行改革，但印度既得利益集团非常顽固，历来改革皆困难重重。2014年重新执政的人民党比起国大党，与精英利益集团较少有千头万绪、纠缠不清的利益关系，而且其领导人莫迪颇有雄心壮志，以改革者自居。这对身患沉疴的印度体制本应是一剂良药。可是，人民党有浓厚的印度教民粹主义色彩，其领导者颇有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性格。例如，莫迪在演讲中曾经提出要把印度的GDP规模扩大至20万亿美元，即近10倍于目前的2.264万亿美元。虽然莫迪没有指明期限，但这种言辞难免使人怀疑政策制定者是否有点信口开河、脱离现实。

这种好大喜功的性格可以从印度首个高铁项目反映出来。孟买至艾哈迈达巴的高铁于2017年正式动工，预计于2023年竣工。可是据印度媒体报道，目前孟买至艾哈迈达巴的铁路持续出现亏损，空座率达40%。这不禁令人忧虑该高铁项目未来的营运状况。究竟决策者是真正考虑经济效益，还是只是为了面子？在另一个闪亮口号“印度速度”的背后，是不是反映了印度经常出现的二元超前特性？罔顾本身的经济基础，而好骛前宗主国或先进国家的制度及生活方式，也许是后殖民性（Post-colonial）的一种症状。

可是在经济民生最急需的基础建设上，印度政府却仍未达标。例如莫迪上台以来，分别提出“印度所有家庭通电计划”和解决厕所问题的计划。可是至今印度仍然有约3.04亿人（占人口的23%）未接通电力，数量为世界之最；截至2016年12月，51.6%的印度家庭没有厕所。联合国一项调查发现，印度仍然有6亿人口在户外便溺；每年近20万儿童因为水源污染感染腹泻死亡；2017年印度的全球饥饿指数在119个国家中排名100，属于严重级别。

事实上，印度执政党急于求成的特性反映在其猛烈推行而不顾社会可承受能力的多项激进改革之上。

7.震荡式货币改革

莫迪第一项重大改革尝试是为了便利推动基础建设发展的征地法案，可是在2015年因各方利益反对无疾而终。其后莫迪政府推行震荡式货币改革。2016年11月8日，莫迪忽然在电视上宣布4小时后废除旧大额钞票。民众必须在限期前将持有的500及1000面额钞票存入银行账户。只要提供身份证明文件，民众也可以限额换取少量新钞。可是印度有一半人口没有银行账户，而且估计3亿人口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文件。

可以对比数年前朝鲜推行的一次换钞。朝鲜那次换钞设定了兑换上限，实际上就是以国家手段推行强制性财富再分配。朝鲜的体制可以这样做，但尊重西方私人产权观的印度当然不能公然侵犯私人财富，所以换钞不设上限。那么这次废钞并非货币或财富再分配改革，而更多的是一次税务措施。正如上文所述，印度存在极庞大的非正规部门。从事“地下经济”的人们手上囤积大量现金，所有交易以现金进行，没有账面记录，政府无法从这些经济活动中抽税。据估计，印度的经济活动近90%以现金进行。把现金赶进银行体系，并推广电子支付，减少经济对现金的依赖，扫除灰色及黑色经济，政府便可以监察经济活动，从中征税。

政府也期望这次行动可达到一定财富再分配的作用。政府的构想是，很多为了避税的富人和贪污的官员宁愿让手上的旧钞废掉，也不愿意全数存进银行。如此一来，社会的总货币量将减少，无异于局部财富再分配。民众觉得这项举措可以惩罚那些避税的富人和贪官，也愿意忍受种种不便。

但结果民众饱受折腾后，99%的旧钞都回到银行体系中。估计是手上持有大量旧钞的富人利用各种途径借用贫穷民众的银行账户来存款。所以有批评者说这次劳师动众的举措，只是让黑钱洗白了（此外，所谓的消灭伪钞作用也微不足道）。

政府不承认这次换钞行动失败。毕竟钱回到银行账户，当局便可以对可疑的账户进行税务调查。财政部声称正在调查180万个这类账户，其成效有待观察，但底层群众的生计率先受影响。

由于市面现金短缺，很多小经营者因周转不灵而无法维持。人民党的官员也承认约有25万非正规部门的经营单位因此歇业。房地产部门严重受影响，大批雇员失业。高度依赖现金的农民也饱受打击。

印度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得益于非正规经济。所以不管印度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如何外向激进，外部性成本及风险也可以被非正规部门消化，印度社会得以保持稳定。然而，一旦激进改革伤及非正规经济的筋骨，印度社会的不稳定性风险必然大增。这是印度改革的两难。

8.税制改革

由于存在庞大的非正规部门、各种灰色经济、黑色经济（避税贪腐等），印度的税收/GDP比位列全球最低水平[131]。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指出：印度的税收占GDP比重只有16.6%（对比欧盟达45%），纳税人口只有不到3%。此外印度实行联邦制，各邦有较大财政自主权，再加上政府体制叠床架屋，让印度全国税制非常复杂。政府税收不足，无法有效推动各种基础建设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投资改善人民基本生活水平。

来源：《经济时报》。

图3-18　各主要经济体税收占GDP之比

莫迪政府在废钞政策余波未平之际，又出台另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它被认为是自印度建国以来最大的税制改革。2017年7月，印度开始实施一般销售税（General Sales Tax, GST），其内涵是在全国推行单一税制。印度全国实际上并非单一市场，各邦之间货物往来会征收关税，除了中央销售税外，还有各自的附加税。一件商品在供应链的不同环节上往往出现重复征税的情况。在新的全国统一销售税制下，除了66项外，所有商品及服务将分六级征税。政府希望统一的简单税制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可是分析者指出，一般销售税实质上是一种累退税，即底层群众受的影响大于高收入人士。而且经过多轮讨价还价，避税最严重的土地买卖及房地产最终会豁免征税，政府最终的税收将大打折扣。而中央政府承诺向各邦补偿税收减少，则可能加重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再者，印度各邦的经济条件差别甚大，统一税制忽略了各邦的特殊条件，情况就像欧盟统一货币及市场，结果造成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矛盾。

一般销售税的执行并非完全简单，管辖的部门也不统一。企业需要每月填写三份报税表，再加上每年一份总报税表。而且在任何一个有业务的邦都得重复填报。有分析担心有关的会计及税务开支将加重中小企业的负担。

在野国大党副主席拉胡尔·甘地认为这次税制改革将以失败告终。

最新报道指出这次税制改革目前做成供给链和分销链出现紊乱，商业情况恶化，达到2008年危机以来最差水平。据报道，印度信贷增长跌至25年低点。2017年第二季度印度放贷规模环比下滑达52%，说明印度工商业进入收缩期，只靠金融、房地产等泡沫部门撑门面。

在连番改革引起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印度士兵非法进入中国的领土洞朗地区。[132]有分析认为，这是莫迪政府为了转移国内的不满而挑起民族主义情绪。日本顺势倡议与印度联手在区内打造具有冷战色彩的所谓“自由走廊”。这对莫迪政府的地缘战略影响，恐怕是方向性的。

2017年8月22日，印度银行业职员发起全国大罢工，抗议废钞造成银行系统的压力，并反对有关银行改革的方案。与此同时，各种社会冲突不断。如何平息印度政治家口中这“0.5场战争”，确实是一大挑战。

小结

印度无疑充满发展的潜力，不能简单地认为其二元化的体制结构阻碍改革，而要认识到，其在印度全球化的过程中起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但同时也是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一大障碍。何况在人口资源过度紧张的压力下，印度只能靠尽可能降低社会成本，自主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民生经济来满足本地需求，才能缓解长期贸易赤字和政府债务压力。若想达到这种效果，就需要政府权衡利弊，至少先完成民主革命阶段的土地改革。

如果在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变革的条件下，单纯去调整只有少数人就业、使海外资本更多获益的服务业出口占比过高的经济结构，印度的外汇收入就会大幅度减少，不利于缓解长期贸易和财政双逆差的局面。这个道理，印度精英群体完全了解。然而，之所以如此强势的莫迪政府在土地制度改革上也无法执行其调整意图，是因为他们很多人与土地改革被调整的利益主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