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论借放利息的资财
贷人取息的资财，常常说是出借人的资本。出借人必望借贷期满，资财复归于己；同时求借人因会使用这种资财，亦须支付年租若干。这种资财，在求借人手内，可用作资本，亦可用作目前消费的支费。如果用作资本，就用来维持生产劳动者，可以再生产价值，并提供利润。在这场合，一切收入的资源都无须割让减损，资本及其利息，却已可支还。如果用作目前消费的支费，他就成了浪费者，他夺去了维持勤劳阶级的基金，来维持游惰阶级。在这场合，非某种收入的资源（如所有权或土地地租）受损，就无法偿还资本，支付利息。
借放利息的资财，虽有时兼用在这两种用途上，但用在前一用途者其常，用在后一用途者其偶。借钱挥霍的人，势难久立，出借者受愚，常致后悔。除了重利盘剥者，我觉得像这样的贷借，于双方都毫无利益。社会上固然难免有这样贷借的事件发生，但因人各自利，所以，说它不能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常有，也未始不可。比较谨慎的富人，愿以大部分资财贷给谋利的人呢，抑是浪费的人？如果真把这问题提出，他听了，怕只会发笑。这其实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求借人虽然不是世上很有名的节俭家，但在他们之中，节俭终必遥多于奢侈，勤劳终必遥多于游惰。
乡绅借资，通常有财产为抵押，其所借资，常非用于有利的用途。但借资徒供挥霍者，亦只有乡绅。并且，就连乡绅，亦并非全是借钱浪费。有人说，他们用钱，常在借钱之先。他们日常享用的东西，多向商店老板赊欠，为还清账目，他才有支息借钱的必要。乡绅们因为没有足够地租来偿还商店老板的资本，所以向别人借资来偿还。这时他借钱并不是为了要花费，只为了要补偿先前已经花掉了的资本。
为钞票，抑为金银，不必讲了，总之，行息贷借之事，大都是货币来往。但求借人所求，出借人所供，实际上，又不是货币，乃是货币所值，换言之，是货币所能购买的货品。如果我所要求的，是即享即用的支费，所贷借的，便是能够即享即用的货品。如果我所要求的是振兴产业的资本，所贷借的，便是劳动者工作所必需的工具，材料，与食品。贷借的事情，似乎是出借人把自己一定部分土地劳动年产物的使用权，让与求借人，听他随意使用。
无论为钞票抑为货币，货币总是国内各种贷借的手段。一国能有多少资财，在行放利息的方式下出借，或者像一般人所说，能有多少货币在行放利息的方式下出借，并不受支配于货币的价值，只受支配于特定部分年产物的价值。这特定部分年产物从土地生出或由生产的工人作出后，即被指定了作资本用，同时所有者又无意亲自使用，因而借给别人。因为这种资本的贷与还，均由货币来往，故被称为金融利害关系。这不仅不同于农业利害关系，且不同于亲自投资的工商业利害关系。但我们应该知道，为货币利息而出贷的货币，不过像一张让与的契约一样，把甲无意亲自投下的资本，由甲转让给乙。这样转让的资本量，比较转让所由的货币量，不知要大多少。同一片货币，可以作许多次的购买，亦可以连续作许多次数的贷借。例如，以一千镑借乙，乙立即用来向丙购货一千镑。丙因不需货币，就把这一千镑借丁，丁又立即用来向戊购货一千镑。同一理由，戊又把这一千镑借己，己再立即向庚购货一千镑。所以货币还是原样，但不消几天工夫，贷借就已三次，购买亦已三次了。每一次，在价值上，都与这货币总额相等。甲丙戊是有钱出借的人，乙丁己是要借钱的人。他们贷借的，其实只是购买力。贷借的价值与效用，都包含在这购买力上。这三个有钱人所贷出的资财，等于这额货币所能购买的货品价值，所以，这三次贷借所借出的资财，实三倍于购买所由而行的货币价值。假使债务人所购的货品，应用适当，能在相当期间偿还原借的价值及其利息，这种贷借，就十分可靠。并且，原借的货币，既可用作贷借三倍其价值的手段，（为同一理由），或贷借三十倍其价值的手段，所以，同样，又可连续用作偿还债务的手段。
照这样看，以资本贷人取息，实无异由出借人，以一定颇大部分的年产物，让与求借人。但为报答这种让与，求借人须在借期内，年年以较小部分的年生产物，让与出借人，称作付息；在借期满后，又按照原借额，以相等颇大部分的年产物，让与出借人，称作还本。在转让这较小部分和较大部分的场合，货币虽然都是让与证，但所让与的，与让与证绝不相类。
一国年产物，一定有一部分，一从土地生出或生产工人作出，即被指定作换还资本用。那一部分年产物，如果加大了，则按照比例于这一部分的加大，金融利害关系，亦自然随而加大。资本一般增加了，所有者无意亲自投用但望从此得一收入的资本，亦必增加。换言之，资财增加了，借放利息的资财，亦必逐渐增加。
借放利息的资财增加了，利息（使用这称资财所必须支付的价格）必致低落。数量增加可以减低物品市场价格的事实，固然是这时利息低落的一个原因，但除了这个原因，我们还可寻出几个特殊的原因。第一，一国的资本增加了，投资的利润必减少。要在国内为新资本寻得有利的投资方法，将日见困难。资本的竞争，于以发生，资本所有者常互相倾轧，努力把原投资人排挤出去。但要排挤原投资人，只有把自己的营业条件，放得更为舒裕。他不仅要贱卖，而且，有时因为要贱卖，尚不得不贵买。第二，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增加了，对生产劳动的需要，亦必日益加大。因之，劳动者不愁无人雇用，资本家反而愁无人可用。资本家的竞争，把劳动的工资提高，把资本的利润减落。使用资本的利润，既然减落了，使用资本所能支付的价格，换言之，利息率，非一同减落不可。
洛克君，洛君，孟德斯鸠君，还有许多别的作家，都以为，因为西领西印度的发现，金银量增加了，这增加，就是大部分欧洲利息率低落的真实原因。他们说，这两种金属本身的价值减低了，所以，它们特定部分的使用，亦只有更小的价值，因而使用它们所能支付的价格亦更小。这个观念，一看，似乎很可称赞，但实际是错误的。这错误，已为休谟君充分暴露，我们也许没有再讲之必要。但下面这种极简明的议论，或可进一步说明迷惑这几位先生的谬见。
在西领西印度尚未发现以前，大部分欧洲的普通利息率，似为百分之十。从那时起，各国的普通利息率，似已降为百分之六，百分之五，百分之四，甚至百分之三。且假设某国银价低落的比例，恰等于利息率低落的比例。比方说，在利息率由百分之十减至百分之五的地方，等量的银，今日所能购买的货品量，亦仅半于昔日。这种假设，真与事实符合吗？我相信，事实决不如此。但这种假设，对于我现今待要考验的那种学说，却很合脾味。现在，我就使退一步，承认这假设合乎真理，我们亦决不能说，银价低落，有一点点减低利息率的趋势。因为，假若现今一百镑的价值，仅等于昔日五十镑的价值，那现今十镑的价值，亦就只等于昔日五镑的价值。减低母本价值的原因，亦必恰按同一比例，减低利息价值。母本价值与利息价值的比例，必依旧，所以，利息率，并未改变。如果利息率真是改变了，这两个价值的比例，就非改变不可。如果现今一百镑所值，不较多于昔日五十镑所值，现今五镑所值，亦不较多于昔日二镑十先令所值。在母本价值折半的时候，我说利息率由百分之十减至百分之五，即是说，现在利息的价值，已等于昔时利息的价值四分之一。
在被流通的商品量未曾增加的场合，银量增加，只会减低银的价值。这时，各种货品的名义价值，都会加大，但他们的真实价值，却必依旧不变。它们可以换得较大量的银；但它们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所能雇用的劳动人数，必依旧不变。周转等量资本所必要的银量，虽是增加了，资本却没有增加。让与证，是累赘多了，所让与的物品，却仍旧一样，只能产生同样的效果。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依旧，对生产劳动的需要亦依旧。生产劳动的价格或工资，名义上虽是加大了，实际上却是不变。以所付的银量计，工资虽是加大了，以所能购买的货品量计，工资却是依旧。资本利润，却无论就名义说，就实际说，都无变动。劳动的工资，因为常以所付银量计算，所以在所付银量增加时，工资虽毫无增加，外表上却似乎已经增加。资本的利润，却不是这样。资本利润，不由所得银量的多寡计算。计算利润的时候，我们只计算所得银量与所投资本之比例。比方，我们说到工资，常常说这个国家的普通工资，是每星期五先令；我们说到利润，常常说这个国家的普通利润，是百分之十。国内所有的资本，既无改于昔，分有这全部资本的国内各个人的资本的竞争，亦必无改于昔。他们的便利如昔，他们的困难亦如昔。资本对利润的普通比例不变，所以，货币的普通利息，亦不变。使用货币一般所能支付的利息，必须受支配于使用货币一般所能取得的利润。
在国内流通界货币量不变的场合，国内年年流通的商品量的增加，却除了发生货币价值提高的结果，还会引出许多别的重要结果。这时，一国资本，名义上虽是依旧，实际上却已增加。那虽继续由同量货币表示，但已能支配较大量的劳动。它所能维持的生产劳动量增加了，从而，对劳动的需要亦增加。工资实际已经随劳动需要的增加而提高了，表面上，却又似乎已经跌落。因为这时，劳动者所领受的货币量，也许已经减少，但现今这较小量货币所能购得的货品量，比较从前较大量货币所能购买的货品量，却也许已经加大。但无论在实际上，名义上，资本的利润，都会减少。国内所有的资本总量已增加，资本间的竞争，当然会随而增进。资本家各自投资的结果，即令所获，在各自资本所雇的劳动的生产物中，所占比例已经较小，亦只有自认晦气。货币的利息，既然与资本的利润共进退，所以，货币的价值虽然大增了，换言之，一定量货币所能购买的货品量虽然大增了，但货币的利息大减，仍然是可能的事情。
有些国家的法律，禁止货币的利息。不过，使用资本，既然能取利润，其使用亦就应有利息为酬。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法律，不但没有防止重利盘剁的罪恶，反而把它加甚了；因此，债务人不但要支付使用货币的报酬，还要支付一个保险费。因放债取利，有重利盘剥的嫌疑，因而有受处罚的危险。换言之，重利盘剥的刑罚，使债务人必须对债权人提出保障。
在放债取利不被禁止，重利盘剥却受严禁的国家，往往规定合法的最高利息率。这个最高利息率，常应略高于最低市场利息率（即在担保品极可靠时，使用货币一般应出的价格）。这个法定利息率若不及最低市场利息率，结果将无异全然禁止放债取利。没有相当的报酬，债权人不肯借钱出去，但按照适当标准，领受十足价值，又有受处罚的危险。这种危险，非债务人出钱担保不可。如果法定利息率适等于最低市场利息率，结果，遵守国法的诚实人，固将受其迫害；一班没有稳当担保品的人，亦计无他出，只好任重利盘剥者盘剥。现在英国，以货币贷政府，年息百分之三，贷私人，若有稳当担保品，则年息百分之四或百分之四点五，所以，像英国这样的国家，规定百分之五为法定利息率，也许是再适当没有。
法定利息率，应略略高于最低市场利息率，我们已经讲过了，但亦不应过于较高。比方说，如果英国法定利息率，规定为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那么，就有大部分借贷的货币，会借到浪费者空谋家手里去；因为只有他们这一类人，愿意出这样高的利息。诚实人只能以使用货币所获的利润的一部分，作为使用货币的报酬，所以，不敢和他们竞争。一国资本，因之有大部分会离开诚实的人，而掷在浪费者手上，不用在有利的用途上，却用在浪费资本破坏资本的用途上。在法定利息率仅略高于最低市场利息率的场合，有钱出借的，都宁愿借钱给诚实人，不愿借钱给浪费人空谋家。因为借给诚实人所实得之利息，虽不较多于借给浪费人所敢得之利息，但钱在诚实人手上，是稳当得多。一国资本，因之，得以大部分掷在诚实人手中，使经营有利的职业。
普通利息率，决不能因法律规定而较低于当时最低普通市场利息率。一七六六年法兰西国王，规定利息率须由百分之五减至百分之四，但结果，法律等于虚设，民间借贷，利息率仍为百分之五。
据观察所得，土地的普通市场价格，取决于普通市场利息率。对于有资本不愿亲自投下但愿从此得一收入的人，究竟是购买土地上算，抑是借钱取息上算，是一个煞费踌躇的问题。土地财产是极稳当可靠的，除此以外，并大都还有其他几种利益。所以，比较起来，把钱贷给别人收取利息，所得虽更多，但他犹愿购买土地而得较小收入。这诸种利益，可以补偿收入上一定的差额，但亦只能补偿收入上一定的差额。如果土地地租远逊于货币利息，那就谁也不愿购买土地，土地普通价格必致跌落。反之，如果这诸种利益，可补偿这差额而大有余，那就谁也愿购买土地，土地普通价格即将提高。在利息率为百分之十时，土地售价，常为年租之十倍或十二倍。利息率减至百分之六，百分之五，百分之四时，土地售价腾贵，常为年租二十倍，二十五倍，甚至三十倍。法兰西市场利息率较高于英格兰；法兰西土地的普通价格，即较低于英格兰。英格兰土地售价，常为年租之三十倍；法兰西土地售价，则常为年租之二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