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58一1976:工业化初期的3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

第二章

人们约定俗成地接受1978年为中国改革的起始之年，尽管这个年份的确不是当时的经济周期的起始年份，其实，比较合适的做法应当是以危机爆发之年来划分当代经济史的不同阶段，那才便于讨论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如果按这一原则，这个年份应该是1980年。

对于中国的经济波动，改革开放以来已有很多政府专家和各界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应该说，对于中国经济存在波动这个客观事实，所有研究者都是基本承认的，但对于其是否属于周期性经济危机则存在分歧。笔者于1988年提出的“危机论”，是国内第一篇明确指出中国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文章。在此之前论述经济危机的，则是1979年以“四签名”著称的关于“社会主义中国存在结构性危机”的文章。该文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存在经济周期”的讨论中，意识形态化特点比较突出。本书鉴于研究需要，同时也为了避免陷入意识形态化的争论，重点从实体经济运行及传导过程的角度去判断和分析危机的发生，进而分析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所受到的影响及其对弱化危机负面影响的作用，所用到的经济指标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增长速度、财政赤字、金融存贷差、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物价指数等。主要原因在于，若客观地考量中国以工业化为主的经济发展进程，则其在“改革”前后表现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改革开放前一般被认为是“工业化初期阶段”若依据经典理论，则为国家工业化的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其突出特点是经济大起大落，具有明显的经济周期的特点。其间发生过三次城市经济危机，间隔约7—8年。客观地看，这三次危机都是直接向高度组织化的人民公社和国营、集体农场大规模转移城市过剩劳动力（1960、1968、1975年三次“上山下乡”总计有约2000万以城市中学生为主的知青和几乎同样规模的以农村中学生为主的回乡青年），而政府同时通过加大提取农业剩余来“内向型”地转嫁因危机而暴露出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代价。亦即，中国的“三农”不仅承接了当代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制度成本，而且成为此过程中承受经济危机代价的主要载体。

20世纪60年代，海南儋州石屋村农民在农田水利建设中挑灯夜战，利用休息时间集体学习。

来源：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石屋村村史展览馆。

这三次危机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危机相比，最大不同在于代价转移的地区。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集中于城市的国家产业资本可以藉由高度组织化的农村集体向农村转嫁危机代价，因此使城市经济及其政府管理体制得以延续——20世纪60—70年代的3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20年里总计约2000万在城市不能就业的青年劳动力，到约9万个人民公社所属的约80万个生产大队的400万个生产队去“插队”的过程。而除此之外，还有大致相等规模的农村中学生（属于不列入政府就业统计的“回乡青年”）回到2亿社员农户家里去“插户”。

1967年12月，北京“灭资兴无”学校（原北京归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 100多名革命小将同北京数千名中学革命小将一起，自愿奔赴内蒙古、北大荒等边疆地区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图为人山人海的北京车站，积满了数千名即将奔赴北大荒安家落户的北京中学生和欢送他们的家长。

统计数据显示了周期性发生的城市危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直接影响——每次危机发生都会很客观地造成“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规模增加；而危机过后则显著减少。1960年危机发生以后到1980年这20年间，约有2000万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插队运动”，和几乎相同规模的农村中学毕业生作为“回乡青年”回到“农户”的政治运动，与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结构体制不断加强，相辅相成，具有相同的特点都是政府面对城市爆发经济危机并同步发生大规模失业的时候，把危机代价向农村转嫁的基本手段，这一过程持续到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为止。（图2—1）

图2-1 城市青年下乡（百万） Urban Youth Sent To Rural In 1962-1979（Mil）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

讨论这种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社会代价（制度成本）的文字很少，当年也没有正式文件给出那个年代的真实失业率。如果以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1960年城市就业人数1.3亿对比1962年城镇就业人数下降到仅为4537万，则可知危机爆发后两年萧条期间的“失业”总数应该是8536万。如果不说失业比重，则客观上是城镇就业人数减少了65%（图2—2）。

图2-2 城镇就业人数 Ubran Employee

资料来源：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率只要在10%以上，任何国家都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动乱。当年中国虽然没有发生严重的社会动乱，但在资本集中的高风险的城市社会发生的却是以“阶级斗争”为名的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消纳社会紧张关系。何况，那时的政府主要依靠农村人民公社化的、高度稳定的集体化组织，就几乎可以全额吸纳了城市危机排斥出来的潜在失业人群。

1959年7月2日—9月16日，中共在江西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家们仍受本源于西方的左右对立的意识形态约束，因而庐山会议上虽留给后人无数或昨舌或嚼舌的纠结，但却鲜有人认识到那时初步暴露出来的赤字危机所诱发的复杂矛盾，是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主权国家在尴尬地被纳入战后两个超级大国地缘战略的条件下，不得已接受外资以用于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规律性后果。

一般发展中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代价，都不可能像殖民主义宗主国那样对外转嫁，而只能依靠一定制度条件对内转嫁，此乃规律——本书归纳为“成本转嫁论”。后发国家，概莫能外。

不仅如此，中国人在那以后的整个20世纪60年代所承受的艰难困苦和社会矛盾，亦应主要归咎于20世纪50年代两个不同名义的工业化资本——民族资本和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所造成的代价直接对城乡社会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