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当代中国半个多世纪先后进行的四次“对外开放”——从国家负债大规模引进前苏联的成套设备及其政府管理体制，到直接引入外商以合资独资形式直接投资——的复杂背景及内在原因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对外开放对中国从来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它被中国政府在资本短缺时期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是加剧国家对外负债导致其后数年国内经济困境的始作俑者。而且，正是这种内在矛盾迫使决策层不得不进行内外经济政治政策的调整和变革。
进一步分析，第一次对外开放使中国通过国家举债的方式得以大规模引进苏联的重型工业设备，以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方式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初步工业化国家的跨越，同时也相应形成了中央政府高度集权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尽管一直试图以继续革命的名义（包括“文化大革命”这种极端形式）对依照斯大林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复制的政府体制及其相应的高等教育作调整，但最终未果。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和华国锋先后主持的第二次对外开放延续了国家负债方式，使中国得以通过更大规模引进欧、美、日等国的设备，对先前形成的“重”偏斜的工业结构作出重大调整，进而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并必然发生对1950年代第一次引进外资时奠基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进行相应调整（温铁军，2000）。但由于国家负债规模数倍于1950年代引资规模而形成了累积外债和相关的外汇赤字，以及本币连续贬值所连带发生的通货膨胀，都一直延续着并且愈益严峻起来。因此，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试图与接续而至的邓小平主导的、差不多伴随了改革开放（对外开放促推对内改革）之全程的八十年代的第三次和九十年代中后期纳入全球化的第四次对外开放在形式上有所区别，但领导人对出口创汇重要性的强调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惯性，仍然使得60年里的这四次对外开放在内涵上具有连贯性——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