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第一章

早在1996年，我们就发表文章指出了国际金融资本大量增加衍生品交易必然促使金融危机发生乃客观规律，那时的中国，还没有接受这样批判性观点的自觉性。只是在遭遇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造成的输入型经济危机打击之后，人们才在相关经验教训的实际发生过程中接受了对这个规律的分析。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的破坏性远大于以往任何一次金融危机，并且随即因金融资本向实体经济转嫁代价而引发全球危机。我们在多次针对性讨论中都一再指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综合性危机，其代价仍然要对发展中国家转移。

结合对西方自进入资本主义以来的危机都向全球转嫁代价的历史归纳，我们形成了“成本转嫁论”的理性认识，认为这是解释人类在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中形成的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世界经济关系的一个基础理论。

这个“成本转嫁论”，也是我们归纳中国当代史上4次引入外资形成工业化进程中发生8次危机的分析工具。在据此开展的资料分析中我们得出两个观点：第一，后发国家如果真要以发达国家作为“赶超”目标和样板，就不得不考虑是否具有以同样条件“复制”其发展历程的可能；如果没有复制条件，则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没有普遍意义。第二，核心国家应对全球危机仍将延续既往有效地向其他国家转嫁制度成本的制度路径。这是一般后发国家堕入发展陷阱的成因。在这个基本的国际制度环境下，中国作为经历了西方殖民主义历史阶段之后仍然原住民过亿的人口大国，且是发展中人口大国之中唯一未按照西方殖民化的对外侵略扩张就完成原始积累的工业化国家，对其内向型原始积累的工业化发展经验，如果只用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框架和学术概念，恐怕也难以解释。因此我们的理论创新空间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