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新兴七国（E7）比较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主要是两个论点：第一是“成本转嫁论”，第二是“二元结构承载危机软着陆”的作用。后者接续并对应前者：能够让转嫁而来的输入型危机得以软着陆的载体，并非麇集于城市的现代化的正规经济部门，而是二元结构体制条件下的非正规部门。
一、成本转嫁三阶段
总结过去50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其成本转嫁机制一直在演变，可大致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前400多年列强通过侵略、殖民等方式直接对外掠夺；第二阶段是“二战”后先发国通过产业转移获得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劳动力及资源，并转嫁成本（生态环境破坏、社会矛盾等）；第三阶段是1971年后核心国向金融资本主义进一步深化发展，借由大量增加货币供应向全球输出流动性，从中获取巨利，却同时散播危机。
现在作为深化成本转嫁的第三阶段的资本主义最新调整，是在金融资本核心区形成货币联盟，通过打造排他性的“新冷战”背景的贸易同盟，延续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结构性优势，而被排拒在外的边缘化国家则预期将要继续进一步承受成本转嫁造成的社会混乱和输入型危机对资源环境的破坏。
二、核心国霸权加剧成本转嫁
1991年“旧冷战”结束，诞生了单极化霸权，20多年后的2015年形成了两个体现霸权的国际体系：一是“六方货币同盟”这种币缘战略产物（参阅附录《专题2新核心同盟之一：核心区构建六方货币同盟》），二是保障“治外法权”的后殖民化体系。从其内生性的排他性及延续“二战”后地缘政治同盟关系来看，二者都属于资本主义升级为金融资本阶段借尸还魂的“新冷战”制度体系；并且与被核心国称为软实力的“新冷战”意识形态紧密配合，更多通过教育、科研、文化、艺术等被认为西方优越的“巧实力”进入发展中国家，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利益。
总之，“二战”之后形成双寡头分割世界的对抗性地缘政治及其冷战意识形态不仅没有随着“旧冷战”结束而死亡，反而在核心国家“单极化”霸权的主导下，旋即进入“新冷战”时代。金融资本主义虽然遭遇全球危机，但凭借霸权加剧向贫困人群和资源环境转嫁成本！在这种金融资本推进全球化的条件下，西方中心主义得到了自我复兴的机会。
新兴国家艰苦奋斗多少年，争取凭自身的努力走出危机，业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满以为累积了足够的筹码，可以在不试图改变全球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游戏规则的条件下，逐渐增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制度谈判权和话语构建权。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如今看来，E7中的大部分国家已经遭遇失败，剩下勉力支撑的是合计占全球人口总数约40%的中国和印度。
作为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尽管之前曾经一再公开地表示：承认美国引领世界的地位，不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无论怎样“示好”，也如同“待宰肥羊”遭遇磨刀霍霍，不得不被动应对西方金融资本集团单方面改变秩序和强化其金融霸权制度的动作。
眼前的现实，是先进金融资本主义核心国主导的美元集团，单方面建构新币缘战略及意识形态体系的全球“新冷战”格局。E7大部分已经被打回原形，发展中国家将来的道路，只能荆棘满途。2017年1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其颠覆式的政策之一就是退出前任总统勉力推行的TPP。这一决定在已经纳入TPP创始意向成员的国家中引起更多不确定性。作为美国地缘战略布局中的关键一招，TPP的存在意义不言自明，但从特朗普新政的颠覆意义看，美国似乎已不能从中获得更多。因此，实质性地表达“反全球化”意图的“美国优先”战略的调整，势必有新的转嫁自身危机和代价的做法。2018年，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科技战，以及一系列强化制裁措施，给实体经济和资源主权国家带来的伤害更大。对此，我们已经开展了20多年的国际比较研究仍会持续跟进。
三、二元结构的辩证关系
E7国别研究表明，边缘国家越是高度城市化，危机烈度越强，后果越严重！反之，包括乡土社会在内的非正规部门占比越高，这种输入型危机软着陆的可能性越大。
这个结论的经验依据，来自此前对中国周期性危机的经验教训分析，[211]也来自我们这次对E7比较研究中对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别比较。例如：中国和印度都属于亚洲原住民大陆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乡村社会非正规就业占比较高，在应对成本转嫁带来的输入型危机中相对稳定；而巴西和委内瑞拉都属于拉丁美洲殖民化条件下实现了高度城市化的一元体制（委内瑞拉更是单一经济叠加高度城市化），也都在成本转嫁的规律作用下出现经济衰变、政治颠覆。
尤为可贵的是，中国在产业资本经济高速增长的2005年推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投资计划，随即在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的时候提出“生态文明指导思想”。在2013年核心国推出量化宽松组建六国货币同盟的同一年，中国进一步推出“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然后是2017年当新兴国家相继进入严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际，中国确立了“乡村振兴”的战略投资方向，并且在2019年遭遇特朗普政权“去中国化”的压力下，明确指出“乡村振兴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从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算起，中国已经向广大农村地区投入大约2万亿美元，主要用于乡村基本建设和农民的社会福利，以及教育、医疗、扶贫等减少两极分化的公共开支。
显然，这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主流所强调的加快城市化，同时消灭传统部门的激进战略思想确实不一致，但是对拉丁美洲高度城市化无力承载危机代价而发生“国家失败”教训的反思之后的方向性调整。
四、新兴国家的新出路
新兴国家尚未“新”，何以“兴”？！
与其尝试在核心国主宰的霸权体系内进行小修小补，期待游戏规则会因此对新兴及发展中国家变得更公平，还不如更清醒地做出新的选择！也许是到了该真正对核心国“去依附”，即摆脱附庸关系的关键时刻了！
所谓“新”，就要在核心国霸权的压迫之下，靠制度创新来实现对“新币缘战略同盟”的去依附，这就要求区域合作板块中的国家捐弃前嫌、求同存异，缔结不同规模的地区性货币及贸易联盟，努力打造能够有效弱化输入型危机的地缘战略纵深。
自1955年万隆会议倡议不结盟运动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局势中一直处于守势，只能在先发国家所塑造的秩序与失序中被动应对，甚至挣扎求存。这个情况直至近年新兴国家推出金砖银行、亚投行（AIIB）等倡议才出现局势转变的可能（参阅附录《专题9“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布局与挑战》）。这些倡议的历史意义在于，新兴国家尝试走出美欧所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霸权体系，另立更有利于后发国家可持续发展、平等互惠的全球金融贸易新格局。
再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应该主动与土耳其的能源通道战略有机整合，两国地处亚洲大陆东西两端，发展的历程有相似性，亟须开展战略对话；并且要尤其警惕核心国的软实力攻讦和巧实力运作。
可借鉴的教训是E7中的拉丁美洲案例。本来，委内瑞拉与巴西在外贸形势良好之时，早就应该联合构建南美各国以资源主权为信用之锚的区域货币体系，只可惜兄弟阋墙，功败垂成……
我们期望达到的“新兴”，是形成一个真正体现发展中国家多元化特征、较平等的全球体系。
诚然，任何新兴国家若敢于单独这样做，那就意味着改变而不是顺从西方竭尽全力强化了的、以军事霸权支撑其制度权和话语权的国际秩序，就都必然地会引发更为严峻的外部打压，如地缘战略上的围堵和遏制。同时，国内外也必然会出现各种以冠冕堂皇的普世价值为名的软实力进攻，各种花色革命的巧实力的运作……
但是，更为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以来，核心国为实现所谓的美国优先而公然强化其单极霸权地位，不仅主动发起去全球化，而且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性暴发破坏了全球供应链之机，强行推进以“新冷战”地缘政治画线的产业重构。这个前所未有的剧变使所谓的“新兴国家”概念随之解构：中国在西方体制外一直被作为边缘国家，进而被美国列为头号敌人，不得不应对以“贸易战”为名的“硬脱钩”；巴西作为与美国战略性结盟的南美第一大国，被纳入金融资本阶段半核心圈，加入了美国在2020年3月主导建立的1+9货币互换机制；[212]土耳其、南非、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因在地缘战略重构中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而将处于半边缘地位。历史巨变之中的新兴国家若在被迫选边站之际，不能深刻理解自身所处的“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定位，不清醒掌握自身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位置，便将难以避免被宰制之恶果。
此刻，哈姆雷特的名言在耳边响起：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