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克．阿倫（Hank Aaron）是美國職棒史上最偉大的選手之一。他在種族隔離時期的南方長大，為他作傳的霍華德．布萊恩特（Howard Bryant）描述阿倫年少時「常看見父親到店裡排隊買東西時，只要有白人進來，父親就要在隊伍裡後退一位」。傑基．羅賓森（Jackie Robinson）打破美國職棒的種族藩籬時，十三歲的阿倫深受感動，相信自己有一天也能進大聯盟。但他沒有球棒和球，只好廢物利用，拿棍子要弟弟扔瓶蓋給他打。後來他真的進了大聯盟，並且打破貝比．魯斯（Babe Ruth）所保持的全壘打紀錄1。
布萊恩特一針見血指出，「可以這樣說，打球讓漢克人生頭一回經歷到了什麼叫才能至上2。」
讀到這裡，你怎麼能不喜歡才德至上制，怎麼能不相信它可以徹底解決不正義？只有才德至上制將才能置於偏見、種族和機會不平等之上。接受了這點，結論就不遠了：一個公正的社會必須才德至上，人人都有機會往上爬，唯有才能與努力能決定一個人爬多高。
其實不然。漢克．阿倫的故事帶給我們的啟發不是才德至上很好，而是我們應該唾棄只能靠全壘打才能擺脫種族歧視的社會。機會平等是不正義的道德矯正器，但它只是補救措施，不該是良善社會的終極理想。
超越機會平等
要守住這個區分並不容易。我們看見少數人鹹魚翻身，自然心想其他人或許也能擺脫困住他們的條件。但我們選擇的做法不是修補條件，而是建構一套用社會流動來解決不平等的政治綱領。
破除障礙是好事，沒有人應該受制於貧窮或偏見。但光靠掙脫的許諾不足以建立良善社會。
將全副或大半心力擺在向上流動之上，對維繫社會紐帶與公民連結幾乎沒用。但民主需要社會紐帶與公民連結。就算有一個社會比現在的美國更能讓人民向上流動，它也需要讓沒能往上爬的人有機會自我完滿，並感覺自己是共同體的一員。由於我們未能做到這一點，使得學歷不高者生活艱難，甚至懷疑自己真的被當成社會的一分子嗎？
許多人以為除了機會平等之外，就只有齊頭式的結果平等，其實不然。還有一種平等是提供更平等的條件，讓未能掙得財富或權位的人也能過得小康與尊嚴，培養自己的能力，在工作中發揮所長，贏得社會尊嚴，在學習文化的氛圍中分享，並和其他公民一起審議公共事務。
關於條件平等，最出色的兩個闡述都來自大蕭條時期。英國經濟史學家兼社會評論家陶尼（R. H. Tawney）一九三一年出版《論平等》一書，主張機會平等充其量只是半個理想。「『向上流動』的機會，」他寫道，「既不是普遍實質平等的替代品，也無法讓所得與社會條件的巨幅落差變得無關緊要3。」
一個人的社會福祉……有賴於凝聚與連帶。這代表社會不只要有出頭的機會，還要有高度的群體文化與強烈的休戚與共感……個人幸福不僅需要向上流動的自由，有機會過得舒適與體面，還需要不論是否出人頭地都能過上有文化、有尊嚴的生活4。
同年在大西洋彼岸，作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完成了一本謳歌美國的作品。如今已經沒有幾個人記得這本《美國史詩》，但所有人都聽過他在書裡發明的那個詞：美國夢。現在重讀這本書，我們很容易將他對美國夢的描述理解成向上流動說。美國「賜給人類獨一無二的禮物，」亞當斯寫道，就是這樣一個夢想，「在這片土地上人人都能過得更好、更富裕、更滿全，一切機會都取決於個人的能力與成就5。」
這個夢想不只包括汽車與高薪，還包括這樣一個社會，男人女人不論出身或地位帶來的運氣大小，都能充分實現天生潛能，並以本來的樣貌受到其他人認可6。
然而，仔細重讀就會發現，亞當斯筆下的美國夢不只關乎向上流動，還要促成更全面、更民主的條件平等。他在書中舉了一個具體實例，美國國會圖書館「是民主憑藉自身可以成就什麼的象徵」，是吸引美國人不分各行各業一同沉浸於學習的場所。
站在大眾閱覽室放眼望去，光是這裡就有上萬冊藏書，不用問就能拿下來讀；座位上坐滿了人，男女老幼、黑白貧富、老闆工人、官員平民、教授學生統統坐在由他們的民主社會提供的屬於他們的圖書館裡靜靜看書7。
在亞當斯眼中，這幅景象「就是美國夢具體實現的完美範例，人民自己匯集資源打造工具，並擁有足夠的公共智慧運用它」。只要這個例子「在國民生活的所有層面都能實現，」亞當斯寫道，美國夢就將「長存不滅」8。
民主與謙卑
目前我們社會的條件平等不多。能不分階級、種族、族裔與信仰匯聚民眾的公共場域屈指可數。四十年來的市場導向全球化導致所得與財富不均嚴重惡化，甚至到了各過各的的地步。高所得者和低收入戶的生活幾乎沒有交集；居住、工作、購物和娛樂的地方不同，小孩就讀的學校也不一樣。才德篩選機制運作得如此順暢，以致上層階級很難不覺得成功是自己應得的，底層者是咎由自取。在這種想法的餵養下，政治變得如此怨毒與極化，導致現在許多人都覺得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結婚比不同信仰的人結婚還麻煩。難怪我們失去了一同思索重大公共問題的能力，甚至傾聽對方都有困難。
功德原本是個鼓舞人心的構想，人可以藉由工作和信仰讓神開恩。當這個構想擺脫了宗教色彩，從功德轉為才德，它便成了個人自由的光明許諾：命運掌握在我們手中，只要去試就能做到。
然而，這種自由觀卻讓我們遺忘了身處民主政治的共同責任。我們在第七章提到兩種看待共善的方式，一種是消費者角度，另一種是公民角度。當共善僅只是極大化消費者利益，追求條件平等就無關緊要。當民主僅只是另一種經濟學，是個體利益與偏好的總和，其命運就和公民的道德連結無關。不論我們是否擁有活躍的公共生活，是否約束彼此不要各過各的，消費者民主多少都能運作。
但倘若唯有當我們眾人一起思辨，我們這個政治群體應該追求什麼目的，共善才能實現，民主就不能不在乎公共生活該具備哪些條件。徹底平等不是必要，但需要各行各業的公民在共同空間與公共場域互動，因為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學會協調與包容彼此的差異，才會懂得在乎共善9。
才德思想認為，不論市場給予一個人的才能多少獎賞，都是他應得的報償。只要這個想法存在一天，休戚與共感就幾乎不可能實現。成功者怎麼會虧欠弱勢者任何東西？要明白其中道理，就必須體悟到，不論我們有多拚搏，成功都不是全靠自己或只需要自己就能造就的。社會看中我們的才能是我們好運，不是必然。清楚感覺命運的偶然可以讓我們心懷謙卑：「若非上帝施恩或機緣湊巧，我也難逃如此那般。」這份謙卑是個起點。它能讓我們告別無情撕裂我們的成功思想，超越才德霸權，攜手走向更少怨憤、更多包容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