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三次外资外债背景及其逻辑演变：1988一1994年：“关键要把出口创汇搞上去”

三、第三次外资外债背景及其逻辑演变：1988一1994年：“关键要把出口创汇搞上去”

我们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受托开展“20世纪中国经济史”课题研究时，就曾分析过当代中国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三次对外开放。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前这30年中，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先后进行了两次“对外开放”，即五十年代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和七十年代伴随中美邦交正常化开始的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1977年的华国锋与邓小平合作执政期间只是延续了毛泽东确立的对西方开放思想，更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大型成套设备，以改造国内经济。但这次引进外资随着1979—1980年的经济危机而中辍，故不能算是完整的一次）。而中央政府在承担国家债务引发的危机责任，并作出重大调整的同时，也都向“三农”转嫁了代价，这是中国长期以来普遍地出现“三农”困境的主因。

而在八十年代之后，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又突破性地搞了一次“对外开放”，即八十年代从沿海特区、开发区渐次分散地引进外资。这次对外开放演化出各地不同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因其不能简单化地向“三农”转嫁危机，反过来恶化了地方不同利益集团与国家集中体制的对立矛盾。因而，也不断引发由经济而政治的重大调整。

伴随1985年城市经济改革的初潮涌动，早已形成产业资本积聚的“利益结构固化其中”的城市利益集团，在随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中越来越发挥主导性作用，并直接推动了中央1988年出台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将中国引入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

专栏11 中央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

1987年3月，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提出：“要使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逐步形成外向型经济。”同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则进一步确定，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要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而1987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和代理总书记的赵紫阳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时提出的沿海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则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依据。其主导思想是，“沿海地区具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加上内地资源的支持，完全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依靠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经济，这样既可以促进沿海地区的发展，又有利于让出国内市场给内地，带动内陆地区的加快发展”。这可以视为中央1988年2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会议上正式提出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 为组织实施沿海发展战略，3月4日，国务院又在上海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会议，对贯彻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作了具体部署。会议认为：“贯彻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关键是必须把出口创汇抓上去，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保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会议还对如何具体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根据田纪云的回忆，1988年1月，赵紫阳就向邓小平报送了《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报告，1月238邓小平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整理。

许多学者围绕着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对“外向型经济”这一概念及其内涵的形成，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但是直到今天，对于这一概念，在中国产业资本形成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宏观背景下，有不同的定义，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唐建宇（1988）将理论界对外向型经济的观点归纳为三大类：经济结构说——是一种经济结构状态，它以较高的出口依存度为主要标志；运行机制说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以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为主要标志；主导战略说——是以“出口导向”为主导战略的经济。他本人则认为外向型经济是一种综合了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战略等各种要素在内的经济系统整体，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对于这种理论的争鸣和概念的模糊，我们可以当成中国“摸着石头过河”所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模糊。如果将该政策与其出台的背景联系起来，前述关于改革开放的逻辑仍然清晰存在——1988年的对外开放战略仍然是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化解国内经济问题的手段提出的。

如果仅从政策内容看，当时主要是为了增加出口创汇以缓解债务压力。

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累积财政赤字危机爆发的同时，国家外汇储备也转变为负数，迫使承担国家综合债务偿还责任的中央政府只能出台应对性的（临时性应急性）改革政策。而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加之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提高，中国对外贸易中的进口额再度大幅增加，并且从1984年开始，中国的对外贸易连年出现逆差，这直接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再度急剧下降，从1983年的89.01亿美元连续下降到1987年的29.23亿美元（图3—7）而同期我国的外债债务率则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87年的77.1%。（图3—8）

这也就是说，我国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出口换汇每得到一个美元，超过一半甚至3/4以上是给国家还债用掉了。

本来，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资本短缺时代，国家在财政连年赤字、无力投资的情况下只能引进外资，但随之而来的对外债务上升和外汇储备下降的这些规律变化，也必然反过来进一步加剧国家的财政压力。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央政府在贯彻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时一再强调，“关键是必须把出口创汇抓上去，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保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

于是，作为出口创汇的一项重要政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成为这一时期推动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代名词。

至于为什么这一政策的主要指向却落在刚刚起步，但却远未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沿海乡镇企业身上，则客观至少部分地是出于保护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且内含着城市利益集团导向的国家产业资本的需要。

专栏12 王建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

几乎在中央政府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1987年11月1日，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在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动态清样》上发表文章《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从该文内容看，王建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战略的构想与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具有很高的一致性，以至于该文1988年1月5日以《选择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一一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为题在《经济日报》发表后，很多人认为中央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跟王建的这篇文章有很大的关系。尽管王建本人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但这篇文章却在客观上为中央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 王建指出，我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总目标，是向成熟的工业化的社会迈进。为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必须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而其基础是我国走向成熟工业化阶段的大背景和主要矛盾。中国走向成熟工业化阶段的大背景，就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产业结构演进跃过了以轻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一个相对发达的重工业基础，但从农业劳动所占的比重看，仍处于低度发达阶段。 这种高度强化的二元结构给下一个发展阶段战略选择带来的主要矛盾是，工业结构高级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争夺资金的矛盾。继续用强制的办法不准农村劳动力转移来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已不可能，而且不解决8亿农民走向工业化的问题，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就不可能真正完成。但允许大量人口进入非农领域，又会降低非农领域的有机构成，使工业结构向轻型化偏斜，阻滞推动工业结构高级化的步伐。 为摆脱二元结构所导致的两难困境，王建列举了四种战略选择，分别为：第一种是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课；第二种是走举借外债的道路，用国外资金补足国内积累；第三种是发展机电产品出口，通过国际交换为重工业自身积累资金；第四种是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际大循环，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 在对这四种战略进行分析比较之后，王建认为第四种战略，即通过国际大循环走外向型经济道路是中国最好的选择。为实现这一目标，王建认为大体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集中力量发展轻纺、食品饮料、家用电器、轻工杂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重点首先放在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这一阶段需要暂时牺牲重工业自身的发展，重工业的任务是支持轻纺产品走出去。换得的外汇，一部分可用于加强重工业的服务能力，一部分直接用于引进技术和原料发展出口。这个阶段还要加强国内尤其是内地的交通运输建设，为出口产业向中、西部扩展创造条件。当沿海产品向外走时，内地产品首先要努力占领本地及国内市场，通过提高质量、降低消耗，为向外走打好基础。这一阶段大约需要5到7年时间。 第二阶段，内地产品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创汇能力增强，可以用大部分外汇支持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的发展，过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这一关。这一阶段也需要5到7年时间。 第三阶段，以换回的外汇重点支持附加价值高的重加工业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开始下降，劳动力转移压力逐渐减轻，就业者开始向重加工业产业转移。这些都标志着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高速增长”阶段的到来。这一阶段大约从“九五计划”后期才能起步。 当年，王建的分析很客观且有预见性，其对中央政策的作用也很直接。 但是，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是否真的能够如愿以偿地通过乡镇企业“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实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目标，进而实现出口创汇？对此问题，绝大多数从事规范研究的理论界的分析家都认为这不切合实际。不过，他们当时很少有人直接对中央的这一战略目标表示异议，大多是通过对王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思想的直接回应表达看法。 从当时讨论的内容看，人们对王建在国家经济未来发展战略上的探索给予高度评价，但大多数研究者对于“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可行性则表示怀疑（杨培新，1988：卫大匡、高粱，1988：梁桂全，1988：阎金明，1988：闵建蜀，1988：刘云，1988：蔡文祥，1989）。 问题的焦点在于乡镇企业现实存在的一系列困难：劳动密集型产品属于低端产品，能否通过出口换取足够的外汇来支持重工业的发展？对于绝大多数乡镇企业来说，其技术装备水平落后，外贸业务几乎一片空白，如何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在当前卖方市场和国内物价不断上涨的环境下，如何使乡镇企业获得外向型发展的动力。 此外，从企业层次来讲，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主力军应该是城市大中型工业企业和外贸企业。因为与乡镇工业企业相比，城市工业企业在内在素质、组织程度、技术水平、资源利用效率、规模经济效益、产业连锁作用及抗御风险能力等方面均胜一筹，如果赋予其更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和对外经营权，它们应该而且能够成为外向型发展的“龙头”企业，并带动乡镇企业形成企业集团，组织发展外向型加工生产。 毋庸讳言，对于这些显而易见、人所共知的现实问题，政策的相关决策者也是非常清楚的。但在出台该政策时，其内在的初衷却更为现实地出于解决沿海与内地争夺原材料和市场问题的需要，因此沿海地区要通过“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形式发展外向型经济。

资料来源：根据王建《选择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一文整理。

事实上，自从1958年正式确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以来，这种内在的政策背景就长期存在。中国决策者此时面临的问题就如同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生的社队企业“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争论所面临的问题一样，主要仍旧是城市工业再次陷入原材料和资金供给的高度紧张的状况。从政策的最终落脚点看，又同样出于城市工业优先的考虑，已经由社队工业更名的乡镇企业再次遭到新的“排拒”。因此，所谓的“沿海与内地争夺原材料和市场”，本质上乃掩饰城市利益集团主导政策变革事实的一种托辞。

尽管外向型沿海经济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讨论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值得人们进一步反思，但从国家政策的角度看，“大进大出”战略的提出，历史性地宣告了中国特色的非国有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开端。

在中国的外向型道路上，1994年是个重要的标志性年份。因为发生了以“市场化并轨”为名约人民币大贬值。

从鸦片战争算起直至公元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后一次严重逆差出现在三大赤字联合爆发的1993年。而能够为1993年的122.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画上终止符的，当然有中央因1988—1991年宏观经济危机决定在1992年进一步开放沿边、沿江、内陆和边境地区部分城市的政策铺垫，但更为直接的原因则是1994年外汇赤字压力下的外汇体制改革，使中国对美元汇率一次性实际贬值50%以上。（图3—9）

本币大幅贬值相当于在资本全球化流动的条件下人为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要素低谷，使原本因1989年政治风波而受到西方制裁、在国际市场上尚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陡然之间凭空多了一个巨大的成本优势，加之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际金融资本的扩张和产业结构的再次升级，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的外贸格局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1994年当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即由逆差转为顺差，此后贸易顺差连年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