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书试图归纳分析的是1949—2009年的60年中与国家工业化有关的八次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经验过程。

对于中国进入产业资本阶段所遭遇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借用政治经济学就能进行分析，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曾将其简约地概括为：产业资本阶段的根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与民众购买能力相对下降之间的矛盾。这种传统理论在中国的经验依据是，明显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始现于1998年。亦即，此后中国发生的经济危机仍然应该是内生性的。

本书认为，这是因教条化搬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中国问题而形成的结论。因为，1997—1998年和2008—2009年的两次经济危机，从发生机制来看，都属于中国九十年代中期转向外向型经济为主之后由外部因素诱发的“输入型危机”。因此，本书将这两次外生性因素所导致的输入型经济危机单独列出来分析。

进一步提出的可能有争议的观点是：1997—1998年以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六次经济危机，其主因与一般后发工业化国家相同，都是内生性的资本短缺，但中国处理危机的方式却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大不相同。究其原因，一方面具有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部门资本集团因追求收益最大化而以危机方式向全社会转嫁代价的特征；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对外引资或全面开放所造成的国家负债密不可分。为此，仍可视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依靠引进外资进行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结构调整通常都难以避免的代价支付——这两点，分别是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形成的判断。

同样可以用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来解释的是，经济危机发生时，无论主观偏好如何，中国事实上可以依托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来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尽管其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依靠国家内部的为了成规模提取农业剩余而人为形成的二元对立体制结构，还是在总体上维持住了工业化进程的不中断。

因为——尽管中共向来强调农业的重要和农村的稳定，但诚如许多政治家所愿意承认的：传统的乡土社会是容易稳定的，而现代的城市社会则不容易稳定——在中国，自民国初年以来，内生于工业文明的经济危机总是率先爆发于资本积聚的同时带动风险集中的城市，危机发生时对城市乃至工业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冲击有多大，取决于城市多大程度上能将危机成本向农村和农民转嫁，因为中国无法像西方那样对外转嫁制度成本和危机代价。所以，很多时候不得不为城市而牺牲农村的利益。

纵观当代中国60年的国家工业化史，凡是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产业资本集中的城市工业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也就得以维持；凡是不能向农村直接转嫁的危机，就在城市“硬着陆”，也就导致了国家的财税制度乃至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从整体的社会稳定来看，乡土中国的“三农”对于城市中国的产业资本危机的“化危为机”（60年来，特别是30年改革期间，已经发生过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平均起来大约10年一次）起了重要的载体作用。

这应该是中国历经多次周期性经济危机而都“幸免于发展陷阱之难”的内因之一

诚然，这并非本书的一家之言。比如，社科院李培林研究员对中苏社会结构的弹性进行了对比：“中国与苏东国家相比，除了改革的步骤和目标的巨大差异，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巨大差异，就是社会结构的差异。苏东国家在改革之前，基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农业也基本完成技术对劳动的大规模替代，社会结构产生了变动的瓶颈和整体的刚性，而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社会结构的弹性很大，社会结构变动具有很大的空间，在基层动作中也存在很大的灵活性”。南开大学的景维民教授等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指出，虽然很多人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功于1978年以来提高地方财政权力的“分权化”改革，但分权本身并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苏东国家的社会民众恰恰是在一次次的“分权—集权”循环之中丧失了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从而从根本上造成了对其国家能力的破坏，最终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方式从改革走向了转型。实际上，中国的分权改革本身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不利局面，之所以没有对中国造成像苏东那么大的破坏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对地方经济的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破坏作用。本书也注意到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权之后，很多地区地方财政收支的一半以上是靠乡镇企业支撑的！

的确，中国因为先有2003年开始的“三农”新政和2006年开始的新农村建设——政府直接向农村大规模连续投资数万亿，才使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中国农村成为投资和内需的重要领域，得以成功地抵御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诱发的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此前半个世纪里，因为农村承担了一次次引进外资导致的城市经济危机转嫁代价而使得“三农”问题愈发严重，集体经济也开始走向衰败。基于这种经验对比可知，简单化地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直接挑战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抗风险能力。

进入新世纪之初，中央政府提出“三农问题重中之重”，接着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史无前例地增加了约4万亿规模的“三农”投入。这些战略性调整，也许还能够使“三农”继续成为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