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朝贰师将军李广利奉命率领三万骑兵，北征盘踞在天山的匈奴右贤王，干掉了万余不听话的子国边民。没想到匈奴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拼死一搏围困汉军，弄得贰师将军脱身不得，部队伤亡惨重。
这贰师将军李广利可不是一般人物，他妹妹李夫人就是当朝皇帝汉武帝刘彻的宠妃，乐舞出众，深得汉武帝宠幸。所以汉武帝在派出舅兄出征时，还准备安排一队人马为其殿后，确保粮草无忧。
接受这个使命的也是个厉害角色，他乃是被匈奴称之为“飞将军”李广的长孙李陵，有着家族荣光，而且还与匈奴、大宛都交过手，汉武帝的选择看来还是很有针对性的。不过，见到皇帝的李陵一下子心血来潮，不甘心只做个后勤运输大队，拍着胸脯请求以五千步兵直捣单于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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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曾想，在浚稽山，等候李陵的却是三万余匈奴骑兵。这李陵还真的有遗传的威武之风，竟然将大敌击退。单于闻讯惊颤，紧急集合左贤王、右贤王部八万多骑兵，全力围剿。可怜李陵此时纵有千般能耐，也难以脱身，数日奋战最后只能举手投降。
汉武帝得知消息气得不行，满朝文武大臣更是顿足唾骂，此时却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李陵鸣不平。这个“不识时务”的人就是太史令司马迁，他觉得李陵以五千之兵抗数万之师，杀敌无数，“虽古名将不过也”；并认为李陵是诈降，他是想留得性命“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怒火中烧的汉武帝，此时哪里听得进这般言语，当即下旨“族（李）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对司马迁也定了个“诬罔之罪”。诬罔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司马迁本可以慷慨赴死，但他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去实现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司马迁为了一个交情不深的“同事”居然敢于和皇帝顶嘴，但是数年后，身陷囫囵困在牢笼的好友写信向他求援时，他却不再言语，只凭一封流传千古的回信诉说自己的苦衷。
司马迁的这位朋友叫任安，他因为在巫蛊之祸中，坐持两端，隔岸观火，汉武帝认为任安没有帮助太子，是想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就判他腰斩。被丢进狱中等死的任安，想到了好友司马迁，就托人给他去了一份求救信。
那么，此时的司马迁为何没有出手相助，甚至在皇帝面前连个屁也没放呢？其实，此时的司马迁已经变得相当理智、成熟，而且一切以完成巨着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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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司马迁知道，自己救不了任安。因为汉武帝错怪了太子刘据，他死的冤枉，所以皇帝要报仇哪个拦得住？能杀的绝不放过，任安之死那是铁板钉钉的事情，无法改变。司马迁如果不信邪，直言上谏的话，只能是多死一个人而已。
其次，此时的司马迁断然不会再冒险遭第二个“李陵之祸”，因为他的大业还没完工。在给朋友的这封回信《报任安书》中，他将自己的遇遭和忍辱苟且偷生的痛苦心情，向任安倾诉出来，并且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史记》，希望任安“幸勿为过”。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仆诚以着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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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那部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太史公记》，司马迁忍辱负重，呕心沥血，花了整整14年时光，可谓前无古人。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他对司马迁及《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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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但这种实录又不是枯燥死板的流水账记录，《史记》用“互见”手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把人物类型化、具象化了。
《史记》既是不得不读的史书，更是一本文学巨着，很多成语来源于此，诸多典故也出自该书。但这样一本书，现在人读起来还是有些费劲的，文白对照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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